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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短讯 邮箱 好友 搜索 引用 回复 启奏官员 戚继光 二十多年前，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所撰《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由中华书局推出，轰动一时，“——孤独的将领”一篇赫然其中。在重文轻武的明代政权中，任何一个武臣都将注定是孤独的将领。黄仁宇先生说：“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外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武将不但事事受到文官以及太监们的钳制，而一旦退休后也得不到妥善的安排。对于一个北部边境长期受到蒙古骑兵骚扰的明王朝来说，轻视武将与重视边防恰成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这对矛盾一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得到解决。当然，明王朝也出现了一批善于指挥作战的文臣，如于谦、王越、杨一清、王守仁、袁崇焕、孙承宗等，但是，这些文臣毕竟只是个体，不足以支撑整个军事防御体系，重文轻武的政治特点依然成为明代边防的的致命伤。 　　（1528—1588），字元敬，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六世祖戚祥随着朱元璋的义军南征北讨，最后战死在云南。从此，戚家就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在家庭的熏陶下，自小就读书习武，并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父亲戚景通去世时袭职，时年十八岁。明制，指挥佥事的品秩是正四品，相当于文官中的知府一级。应当说，十八岁的承袭此职后，应当是少年得志了。但是，他还有更高的追求，并不想躺在先人留下的资本上睡大觉。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参加在山东举行的乡试，中了武举。据明末学者许孚远的介绍，一般参加武举的人，通过第一场马上射考试的仅十分之七，通过第二场步下射的仅十分之三，再通过策论考试的就仅为二十分之一了。因此，中武举，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根据嘉靖初年所定的制度，每年十月举行各省的武举，次年四月即举行武会试。中举后的在次年的会试中并不顺利，恰逢蒙古俺答部大举入侵，进逼北京。应试的武举子们，便由朝廷组织，临时参加防御工作，并留在北京，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这年夏天，升任为署都指挥佥事一职，成为山东都指挥使司的一名官员，秩正三品。离开京城前的，曾赋一诗，名为《马上作》。诗云：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后来的岁月，确如这首诗中所言，一生戎马倥偬。 　　平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对于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的居民来说，倭寇就像是一个梦魇（ｙàｎ），长期让他们无法有安定感。戚继光生活的山东沿海地区，素来就是一个不平静的地域。从元代末年起，这里便经常受到倭寇的骚扰。他的先辈世袭的登州卫，也是山东海防的前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是十九岁的戚继光在读兵书时于空白处无意中写下的。也许，这种很随意的创作真正反映了戚继光的理想。面对骚动不安的海疆，戚继光的内心，充满着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一种光宗耀祖的奢想，而是保国为民的理想。所以，当嘉靖三十二年戚继光被任命为署都指挥佥事，专任山东防倭之责时，他获得了实现其理想的最佳机会。此后的十余年中，他先后在山东、浙江、福建等地御倭。然而，相对于浙江、福建等地来说，山东的倭患相对较轻。戚继光在山东所能做的，多半是整顿军纪，加强防备。真正能展现他的军事才能的地方，是后来在浙江和福建的抗倭战场。 　　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天，戚继光来到浙江，任浙江都司佥书，管理军队的屯田事宜。当时，浙江沿海的倭寇非常猖獗。嘉靖三十二年，曾有一队四十余人的倭寇因为失落了船只，便上岸抢劫，窜入浙江平湖、海盐等地，杀死大批官军，然后从容夺船出海。嘉靖三十四年，又有数十人的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转掠杭州附近，又经淳安深入南直隶的歙县，迫近芜湖，再绕了一个大圈，转回宜兴、武进，一路杀人越货，虽然最终被歼，但被他们杀伤的据说有四千人之多。要知道，南京当地驻军按额有十二万，居然听凭这么一小股倭寇横行内陆。所以，黄仁宇先生说：“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由此可见，当时明军已经腐败，缺乏战斗力。 　　倭寇的滥杀，给东南地区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也激起了他们的无限愤慨。嘉靖年间，有一个文人名叫丰坊，每有余钱，必请道士来斋醮以诅咒倭寇、假道学和伪禅僧、蚊虫和跳蚤。一些孔武有力的义民，纷纷组织武装自保。明朝政府倒也不可谓不尽力，先后撤换了数位官员，又征调河北、山东、广西等地的客兵入浙江平倭。但是，客兵对于抗倭毫无积极性可言，往往临战奔逃，又趁机勒索抢夺平民。因此，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宁遇倭寇，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明军在与倭寇交战中，有时还杀戮平民来冒功。 　　这时，一个比较能干的官员出现了，他就是胡宗宪。从嘉靖三十三年起，胡宗宪就参加了东南地区的御倭战争，并越来越发挥重大作用。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戚继光向胡宗宪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使得胡宗宪对刚来浙江的戚继光非常赏识。在胡宗宪的推荐下，戚继光被擢升为参将，镇守浙江沿海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三府靠近海滨，防倭任务艰巨。因此，这一任命，将戚继光推到了抗倭战争的风口浪尖上。此后，戚继光先在龙山所战役中初步显示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后在台州战役及福建战役中重创倭寇，立下赫赫战功，狠狠打击了倭寇的气焰。 　　龙山所在浙江慈溪县境内，位于县城的东北面临海处，隶属观海卫。在龙山所的东面是舟山群岛，倭寇频繁在此出没。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下旬，一支约有八百余人的倭寇窜入慈溪沿海，攻到了龙山所。当时，参将卢镗和游击尹秉衡率兵前往迎敌。新近上任的戚继光也整军参战。猖狂惯了的倭寇丝毫也不将素来孱弱的明军放在眼里。三个倭酋率倭寇向着人数占优的明军攻来。明军竟然抵敌不住，连连溃退。戚继光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遂跳上一个高处，张弓搭箭，一连三箭将三个倭酋射倒。这三箭，显示出戚继光武艺高强。倘若我们还记得他曾经中过武举的话，就不会奇怪了。戚继光这三箭，稳住了明军的颓势。明军立定脚跟，开始向倭寇反攻。倭寇见讨不到便宜，便立即撤退。这虽然只是一场普通的战斗，但是戚继光的勇武，已经为人所知。据戚继光儿子所作其父年谱中说，“是役也，兵无专统，谋不佥同，且家严（指戚继光）职为新设，兵属旧辖，方欲训练而寇适至，赖三矢而退，诸部兵咸服其勇略”。 　　但是，戚继光在这一战役中肯定也清楚地认识到明军的弱点。原先的卫所部队已经不堪迎敌，于是他向胡宗宪提出训练新军的想法。在这份建议中，戚继光尖锐地指出明军的弊病：“现在，官兵们都不听指挥，很少训练，军心不稳，军令不知。行军也不带军粮和炊具，打战时又没有号令，驻守时也不筑营壁。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抵挡武艺高强、身经百战而且有必死之心的倭寇呢？”戚继光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抛开原先的旧军，重新练就一支新的军队，以御倭患。据说，胡宗宪初见戚继光的练兵建议时，将它往地上一丢，说：“我以前也练过兵，浙江兵如果可练，我早就练了，还等你来。”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戚继光之前，练兵的呼声并不低。俞大猷、谭纶等将领都提出过练兵之建议，胡宗宪甚至曾募勇士千人，日夜训练，但收效不是很大。不过，胡宗宪最后还是同意了戚继光的练兵建议。然而，戚继光还未来得及实施其练兵想法，而倭寇与明军之间爆发了岑港之战。 　　岑港之战发生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此前，倭寇因其最突出的领袖“五峰船主”王直已被胡宗宪诱捕，气焰被打下去许多。以毛海峰为首的余倭盘据岑港，声称要替王直报仇。岑港位于舟山岛的西面，周边罗布着为数不少的岛屿和港湾，地势复杂，易守难攻。从嘉靖三十七年春，胡宗宪即调兵遣将，准备围攻岑港，肃清残寇。戚继光受命率所部参加战斗。夏天，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大批倭寇又至台州、温州沿海。戚继光受命自舟山西援台州，而后跟踪倭寇至温州，在盘石卫（在今乐清县境内）的乌牛、十里桥、白塔连打了几个胜仗，迫使倭寇向大洋逃遁，不敢再犯。戚继光在秋天的时候重新参加围攻岑港的战斗。 　　由于此役长时间没有进展，朝廷将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把总刘英都撤职，严令他们戴罪立功，限一个月内拿下岑港。随着限期的一天天接近，明军与倭寇的交战也越来越剧烈。最终，戚继光身先士卒，率兵猛攻，明军以极大的代价拿下了岑港。残寇被迫逃往舟山岛北面的柯梅山中。收复岑港后，戚继光官复原职。 　　戚继光在御倭的战争中担当越来越重大的责任，他开始实现当初提出的练兵计划。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在浙江义乌县招募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全由经过严格挑选的农民、矿工组成，组织严密，仅仅训练几个月，便成为一支以一当百的劲旅，号称“戚家军”。随着明军在宁波、绍兴一带的军事力量的增强，倭寇刻意回避明军主力，转而骚扰浙江南部的台州、温州一带。嘉靖三十九年（1560），戚继光充任台州、金华、严州等处参将，等于将他的防区南移了。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准确判断敌情，指挥有方，连战连捷，在台州一战中重创倭寇，基本肃清了浙江沿海的倭患，史称“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一时数十处地方出现警情。据当时各地的情报统计，来犯的倭寇船只有数百艘，人数达一两万人。倭寇分兵数处，以小股军队袭扰宁海、奉化，大部队进犯台州。戚继光当时得到胡宗宪的指令是：“贼寇虽然分头入侵，千万不可分兵应敌，中了他们的奸计。应该集中兵力，先摧毁其中最大的敌人，然后依次剿除余寇。”戚继光对这个方针心领神会，便在台州府配备必要的兵力，命其坚守，自己率主力围剿侵扰台州府北面宁海县的倭寇。侵扰宁海的倭寇在得知戚继光军队来援的消息之后，立即逃走。此时，从台州府东面桃渚所入侵的倭寇已经攻至距台州府城仅二里地的花街，兵力薄弱的府城岌岌可危。四月二十七日，戚继光军已经断粮两日，但仍急行军回援台州府，在花街与倭寇激战。戚家军利用火器对倭寇迎头痛击，仅用了几个小时，空腹作战的戚家军便取得了斩首三百零八级、生擒倭酋二人的战绩，而己方仅阵亡数人。据说，战役结束时，午饭刚好做熟。 　　这时，更多的倭寇已经在台州境内登陆。五月初一日，从台州府东北面健跳所登陆的倭寇二千多人，竟然自毁其船，以示破釜沉舟之决心，想要一举夺取台州府城，攻至台州府城东北之大田镇。当时，戚继光身边仅有一千五百名兵士。他对士兵们说：“以往作战，多是以多胜少，这次作战却是以寡敌众。因此，你们要做到，一不要争割敌人首级，二不要贪恋敌人的辎重，三不要轻易杀害倭寇中的胁从者。这样我们才能打败敌人。”双方在大田一带各自设伏，但未正式交战。对峙三天之后，倭寇见戚家军防守甚严，就决定绕过台州，想从台州府城西面的仙居县往西南进攻处州府。身负台、金、严三处防务的戚继光自然不能让倭寇从自己的防区转扰其他州府，于是先期在仙居的上峰岭设伏，重创倭寇。余寇退至一座小山，负隅顽抗。戚继光命部下竖白旗于山下，令人高呼：“胁从者投奔旗下，可以免死。”一时间，倭寇中有数百人投降。剩余的倭寇最终被戚家军以火攻全部烧死。这一次会战，戚家军使用了火器、藤牌、伏击、仰攻、鸳鸯阵等多种武器及战术，一举歼灭倭寇一千四百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打击。次年五月，一支倭寇死灰复燃，再次被戚家军讨平。至此，浙江倭患基本平息。抗倭的前线南移到了福建。 　　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三年（1562—1564），戚继光先后在福建独自或者配合总兵俞大猷取得了横屿、牛田、林墩、平海卫、仙游等大捷，最终平息了福建倭患。残余的倭寇流入广东，但是为患不大。因此，在戚继光等人的支撑下，明王朝的东南海防总算是得到了稳定。但是，北部的边疆却始终未能安宁。 　　镇北：朔风边酒不成醉 落叶归鸦无数来 　　戚继光的一首《登盘山绝顶》，不知作于何时。盘山，位于天津市蓟县西北，在明代属北方边防的重地之一。所以，这首诗似应作于戚继光镇守北方之时。“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的意境，让一位武将在萧瑟的北风中显得多少有些落寞。然而，戚继光是懂得诗文技巧的：“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虽有些衰迈之气，但是，雄心未已的豪壮气概，仍然依稀可见。与东南平倭的显赫声威相比，戚继光坐镇北部边疆、抗击蒙古骑兵之事，少为人知。然而，万历初年北部边防的稳定与戚继光是分不开的。 　　隆庆元年（1567）秋天，戚继光应诏北上。其实，戚继光在浙江平倭的时候，对于北部边防也了若指掌。他曾对朋友汪道昆说过，明王朝的北部边防有五难，就是：一、北部边地绵延数千里，防不胜防；二、鞑靼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明朝边防最薄弱的环节；三、鞑靼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来去疾如飘风，不易抵挡；四、明军作战优势乃在火器，但是塞外北风高厉，尘土蔽天，明军常处于下风向，火器不易奏效；五、明王朝北方边镇各自为战，号令不一，划地为防，各不相统。因此，当他接到朝廷将他调往北方练兵的调令时，感到十分棘手。 　　相对于东南沿海来说，北疆的一举一动更容易招致近在京城的文官们的攻击。而且，负责北部防守的部队，无论是禁兵，还是各镇戍守之兵，或者骄横，或者因欠饷而困顿疲敝，战斗力不济。在私下的交谈中，他对汪道昆说，他想仿效在东南沿海时的做法，在沿边各地招募一支由车兵、骑兵、步兵混编的精锐部队。因此，在到达京城之后，戚继光向朝廷上了《请兵破虏四事疏》，要求朝廷在兵员、粮饷、练兵事宜上给他更大的权力。这一上疏，包含了戚继光整顿北部边防的一揽子计划。但是，据说是由于流言之故，戚继光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统领的不但不是原先所期望的十万或者五万雄兵，而是那老大而腐朽的京营。 　　时间一过就是半年，凑巧戚继光当初在浙江平倭时的上司谭纶出任蓟辽保定总督。谭纶集结了三万步兵，并从南方调来三千浙兵。为训练这些兵士，他请求皇帝让戚继光来负责，得到许可。这样，在谭纶的保荐下，朝廷任命戚继光驻守蓟州（今天津蓟县），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此后，朝廷将同样驻守蓟州的总兵郭琥调走，事权统一于戚继光，命其总理练兵事务兼任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专门负责蓟州一带的防务。当初的三千浙兵此时也停调了。戚继光在蓟州任上，主要干了两件实事：一是修边墙；二是练兵。 　　蓟州位于北京城的东北面，与昌平构成北京的北部门户。但是，这一带的边墙虽然在嘉靖年间曾经有过一番整修，但是却没有筑台，所谓“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由于边墙修得很薄，又没有用以观测和防御敌人的墩台，因此这一设施如同虚设，根本就无法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武装袭击。因此，戚继光一方面请求朝廷允许对边墙进行加厚加高，另一方面建议在边墙上设置敌台。所谓敌台，又叫空心台，一般高三四丈，周围十七八丈，以巨石垒成与边墙一样高的台基，但台基向外、向内都有突出。台基之上为一虚空的中间，但四面却有箭窗。最上一层为垛口。每个台里，通常可以驻兵三十至五十人，设百总一人，同时可以贮备必要的粮食与军器、辎重，由台头、台副负责管理。敌台的作用，就是在敌军来临的时候，可以举烽火报警，并可登台迎战。每个台后，都会有一部分驻军，负责守卫边墙。总体看来，敌台比原先修建的砖石小台更为雄伟，所以更容易发挥防守的作用。而且，依托敌台，士兵们还可以就近屯田，解决军粮问题。这样一来，每一个敌台就像一个小型的城池。明廷同意了戚继光的建议，但是却将应修敌台的数量由三千余座减到一千余座。到隆庆五年（1571）秋天，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今北京市昌平区西部），一千余座敌台随其地势高下，突兀参差，各自矗立，蔚为壮观。戚继光为每座敌台配备了固定的台军，著《哨守条约》，让士兵们学习。敌台不仅充当防御工事，也充当烽火台。在敌台之间，再利用原有的砖石小台作为烽火台，设守军五人。一旦有敌情，距离仅相隔一里的烽火台就可以纷纷举火传烽为号，而敌台的守军则准备迎战。通过戚继光的整顿，北京东北部的防御工事终于得到改善，故《明史》称：“（蓟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戚继光在蓟州，也注意练兵事宜。由于北方兵卒未经训练，如果在修建边墙中以军法处置，怕他们一时受不了，戚继光重提调浙兵之议，请示朝廷从浙江调三千浙兵。据说，浙兵来到蓟州的时候，正好下着倾盆大雨。雨下了大半天，浙兵站立于郊外，虽然浑身湿透，但军容十分齐整。这使得北方兵卒大惊，自此知道了戚继光军令的严肃。 　　在蓟镇的几年里，戚继光完成了一部军事著作——《练兵实纪》。在书中，戚继光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练兵理论。他认为，关于练兵，一要重视对士兵的平日训练，二是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他认为，士兵们应当重视平日里的教场操练，把训练当作真正临阵抵敌一般来体验，甚至平时不训练的时候也要“一心想着杀贼，蓄养锐气，军容整齐”。练习之法，先练“伍法”，即队伍之间的整合，其次练胆气，再次练耳目，再次练手足，最后练营阵。首练伍法，看得出戚继光对于军纪的强调，而对于士兵的个人能力，却是首重“胆气”。这种理论说明戚继光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训练的将领。他练兵，不是练单纯的武艺，而是要练就一种军魂，一种气魄。 　　蓟州练兵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当隆庆六年（1572）汪道昆代表朝廷巡视蓟镇时，戚继光在汤泉（今河北遵化县北）组织了一次有十万士兵参与的演习。演习规模之大，气势之伟，令亲自观看演习的戚继光本人都深受感染，有“中心实属恍惚”之叹，相信“边事真有可为”。 　　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蒙古俺答汗与明廷讲和，被封为顺义王，宣府、大同以西边疆相对来说比较平定。骚扰边疆的只是东部一些小部落。经常侵犯蓟镇一带的是朵颜部的酋长董狐狸。然而，面对军容齐整的戚继光部队，董狐狸只是一次一次地失败，最后不得不在万历三年（1575）与明廷讲和，双方通贡互市。此后虽然偶尔会有一些战事，但是，戚继光与李成梁分别镇守的蓟州、辽东，始终固若金汤，保障了明廷东北边境的安全，而蓟州军容之盛，也为诸边之冠。据《明史》记载，蓟州防备极其完善，敌人根本找不到漏洞，只得转而骚扰辽东。这样，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就经常打战，似乎显得“战功卓著”。但比起戚继光镇守蓟州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名来，那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这样的防御一直持续到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调离蓟镇。他调离蓟镇，是与张居正之死有关。张居正在万历十年（1582）死去，随即便遭到神宗的清算，而凡与张居正往来密切的大臣，多半受到牵连。戚继光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遗憾地离开了北部边疆。清人编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戚继光的诗文有这样的评价：“诗亦伉健，近燕赵之音。”看来，蓟镇的近二十年岁月，毕竟给戚继光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兵法：迹至粗而用至神 　　戚继光在某些方面更类似文人。例如，他在另一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的序言里，大谈“仁义”、“心”一类的儒学内容。他甚至认为兵法的根本也在于“人心”：“黄帝之法，根于几微；汤武之兵，本诸仁义。几微之所由起，仁义之所从出，在于吾心。是故迹至粗也，而用至神也。”像黄帝、成汤、周武王等人的用兵之法，都是本于人心。从这种理论来看戚继光的实践，他在剿倭时对胁从者的宽容，以及练兵时强调精神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通过这样的表述，戚继光将被当时文人们形容为“粗迹”的军事行动，升华成一种蕴含精微道理的行为。然而，戚继光并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军事理论家。他曾在《练兵实纪》一书中说过：“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实用，是戚继光军事理论的根本原则。他在练兵时，特别反对花法，要士兵一定要摒弃一切花架子，要学会实战的真本领，这样才不会在战场上吃亏。 　　晚明有一个戚继光兵法的崇拜者，写了一部《武备新书》，提出要制造“火龙卷地飞炮”，大概就是雕木为虎豹之形，以轮驾之，使口中出火，藏炮于腹，点火于马尾，使其冲敌。这一“创意”被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大大嘲弄了一番，说“殆于儿戏”，跟小孩子玩儿似的。然而，这部书也题名为“戚继光撰”，显然是托名，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戚继光在军事理论上的声名。戚继光的军事理论著作，迄今所见主要是《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在这些书里，富含着这位爱国将领关于治军、实战等方面的理论。 　　一、治军。戚继光治军，首先提出一个军队职能的问题。针对明朝军队战斗力不强而搜括民脂民膏却不遗余力的怪现象，戚继光提出士兵的首要职能是“保国安民”。他说：“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士兵如果不愿杀贼，反而祸害百姓，便也变成了贼。他经常用宋代岳飞的岳家军来作榜样，认为岳家军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就是保国安民的典范。 　　其次，戚继光指出，处理好官兵关系是治军的关键。他对将领们说，官与兵要同甘共苦，要身先士卒。所谓的身先士卒，“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也就是要求将领们能时时“吃苦在前”。戚继光本人，也坚守与士兵同甘苦的原则。在浙江平倭时，有一次戚继光行军到乐清，恰逢大雨。当地的士绅请戚继光入室避雨，戚继光说：“上千士兵都露天站着，我怎么可以独自进屋避雨呢？”他虽然治军严明，但是对士兵们却非常爱护。他曾说过，自己的军队“暑行千里，我不曾打一个兵五棍”。这种恩威并行的治军方法，使得戚家军能够有良好的军纪，也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在戚继光的治军理论中，“练将”是极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将领，必须是德、才、识、艺兼备，而以德为先。没有德的将领，就是没有“将心”的将领，最后可能会堕落成“骄将”。将领必须具有知识，文武兼备。因此，他提出要加强对各地武学的儒学教育，让学生们在娴习武艺的同时，能有更好的识见。 　　二、关于战争。戚继光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给养问题。他认为，保证足够的军用物资的供应，是保持军队在战争中主动性的首要条件。为此，他在平时的行军中，要求每队都必须有常备的伙头军、行军用的锅。每个士兵在行军中都必须带上干粮和行装。一旦作战，要做到件件齐备，“一器不乏”。其次，戚继光重视“行军快速”。在对敌作战中，军队必须灵活应变，攻敌之无备，出敌之不意。戚继光要求军队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调动，集结最优势的兵力，迅速歼灭敌人。《明史》称戚继光作战“飙（ｂｉāｏ）发电举，屡摧大寇”，就说明了戚家军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再次，戚继光非常重视战争中的武器。例如，在浙江沿海平倭的那一阶段，戚继光特别重视火器的运用；在镇守蓟州的时候，由于蒙古骑兵移动迅速以及北风的原因，戚继光明白火器的使用相对受到限制，就特别强调要发展车兵。他说，与蒙古军队作战，当以车兵为正兵，依托战车，结成车营，以抵挡蒙古骑兵的冲击，而步兵则以战车为掩护，同时可以保护战车，骑兵作为奇兵可以抄袭敌人的后路。这样，面对敌人骑兵的冲击，车兵们可以结车为险，俨若一座移动的小城，各兵种协同作战。此外，戚继光特别重视兵器之间的搭配使用。例如，要对付倭寇的锋利倭刀，要多使用狼筅（ｘｉǎｎ）、大棒、长枪等长兵器；对于火器，他改变以前火器笨重的毛病，在规格、口径、铅弹大小、弹药分量上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火器成为戚家军用以克敌致胜的重要武器。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在后来的军事实践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据说，在戚继光离开蓟镇后的数十年中，“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他所训练出来的南兵，在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总兵李如松就说，平壤大捷所用的战法，“乃戚将军《纪效新书》，本是御倭之法，所以全胜”。清代曾国藩的湘军，就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按戚继光的募兵制度、训练思想、军队纪律、作战战术而组建的。据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后期军事领袖李秀成也非常推崇戚继光，案头常存一部《纪效新书》。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家，晚年却被朝廷弃用。在万历十一年从蓟州调往广东之后，戚继光数度萌发归隐的念头。没有首辅张居正的照顾，戚继光或许自感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前途，倒有了“鸟尽弓藏”的想法了。这时期，他的诗文中有“君恩自是优功狗，世事浑如看纸鸢”一句，自况“功狗”，很难说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牢骚。万历十三年（1585）冬天，戚继光告老，得到神宗的批准，回到了山东老家。在老家，戚继光所能做的，也就像所有的致仕官僚一样，修家庙，整理文集，再做点慈善事业，以此来排遣晚年的寂寞。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在家乡病逝，年六十。死前，他在奉于家庙的一篇祝文中写道：“游子三十年行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三十年的军事生涯，在戚继光的笔下，如此的轻松，但又似乎格外的沉重！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范中义：《戚继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摩利支天 大人说道. 奏主热折 ·被法老诅咒的五大稀世珍宝 ·世界七大恐怖地带 ·隋唐英雄的各种排名方法 更多... 大人官印-------------------- 　 编辑 删除 评分 奖励 惩罚 发表时间：2006/7/16 21:35:44　 IP： 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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