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形象反映出秦骑兵的一些主要特点。首先，我们直观地看到秦骑兵装备齐全。赵武灵王改革服制的“胡服骑射”，由于目前缺乏形象资料，在认识上看法不同。王国维先生在《胡服考》中说，胡服就是唐代的褶服。从唐墓出土的壁画、陶俑、三彩俑等形象来看，褶服为圆领、右衽，双襟掩于胸的右侧，腰束革带，衣长及膝。有的学者根据《水经注》所引《竹书纪年》上的记载认为，胡服只限于赵国的各级官吏和骑兵。“骑射”实行的范围也仅限于赵国西北边境代地，这里曾是赵国和匈奴相连接之地[25]。我们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服饰上也可能找出旁证。骑兵俑头戴圆形小帽，身穿交领右衽，双襟交掩于胸前的上衣，左压右，左侧的襟边垂直于胸的右侧，衣长齐膝，袖长达于手腕，窄袖口，腰束革带，领、襟、袖口都镶着彩色缘边，与上述胡服形制十分接近。而不同的是胡服没有配甲衣，而秦骑兵则把甲衣与胡服糅和在一起。其甲衣由125片固定与活动甲片组成。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即保留了行动灵活，又具备了安全性能。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登短靴。这一切无不表明这种服装完全是从骑兵的特点而考虑设计的。二号俑坑出土的这种骑兵俑服装与唐代的褶服相比，除领子外，其他基本相同。这种服装较陕西咸阳出土的2件骑马俑服装更利于骑射和防卫，当为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的进一步改进和演变，这种服装就是胡服。在秦兵马俑坑内目前出土的二千多陶俑中，除骑兵俑身着此服外，另外还有极少数中级军吏俑中也有穿此服者[26]。这也旁证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胡服所及范围的有限。

　　秦骑兵的甲衣也便于骑射。从秦始皇陵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情况来看，骑士的铠甲与车兵、步兵铠甲均不相同。骑士的铠甲较短，双肩无披膊，其前甲衣长55厘米，后甲衣长49厘米。前甲、后甲甲片上下各七行，左右各八排，其中在铠甲前后下摆只编缀活动甲片三排，比一般甲衣少一排。铠甲紧身短小，便于骑射，到了汉代，骑兵甲衣变得更适合骑兵在马上动作的特点，此时铠甲只有甲身，护住战士的胸和背，在肩头上用带子系连式样的扎甲。同时也装备了铁制铠甲。

　　秦骑兵的马具也有了进一步改善。从战国秦汉考古发现来看，陕西咸阳出土的2件骑马俑，骑俑是裸骑在马背上。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古代中原地区马鞍出现在西汉时期，而二号俑坑出土的陶鞍马，马背上所饰的马鞍，其前后两端略略隆起，中部低凹，属低桥鞍。它的发现将马鞍出现时间提前了一百多年。特别到了东汉，马鞍已由秦时的低桥鞍变为高桥鞍。马鞍的使用在骑兵战术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有效地增强了骑兵的战斗力。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就是为了让骑兵便利于在马上使用弓箭。所以战国时的骑兵普遍都装备弓箭的武器。从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镜上我们还看到骑士一手还拿着短剑。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手势及其周围伴随出土的铜镞、弓等来分析，可以判断秦代骑兵装备有弓箭。那么秦骑兵为何不使用弩呢?自战国以后，虽然弩由于射程远和命中率高而成为军队普遍装备的兵器，但因其张力太强，发射速度慢，没有弓轻便，因而骑兵不便使用弩。但弓只适用于中远距离的进攻，而不适于近距离在马上的格斗和防护自身安全，因此估计秦骑兵的武器还应有格斗兵器。但由于秦俑二号坑目前发掘面积有限，至今尚未发现除弓箭外的其他兵器。汶上孙家村汉画像石上的骑兵格斗图像有弓箭和戟，东汉雷台铜骑兵俑手执长矛和长戟。另外，据史料记载，汉骑兵还配有戟、长刀和剑。

　　其次，我们从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可以看出，当时秦对骑兵选择有一定标准。战国时期各国骑士的选用都必须严格按标准进行，《六韬·武骑士》中言：“选骑士之法，取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已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彀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弛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也就是说骑士必须具有超乎常人的体魄和才智，才能克服遇到的各种困难，发挥骑兵的优势而战胜敌人。秦国选择骑士的标准亦不外乎于此，陕西咸阳出土的2件骑马俑，体型伟岸，神态自若。秦始皇陵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平均身高1.80米以上，体型匀称，神态机敏，正符合文献上所载的对骑士选用的标准。而且秦国骑士在当时非常著名，如《汉书·灌婴传》载：“汉王乃择军中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文献通考·兵考二》上曰，秦之故地“上郡、北地、陇西之地多骑士”。可见秦骑兵的素质非常高。

　　从一般的骑兵源来看，秦汉两代的显著区别是秦不分边郡内郡均征为骑，而汉主要以边郡之民为骑。对此，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有一段分析。他说：“樊郦滕灌傅勒周傅第二十一(《汉书》卷四十一)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十页下(灌婴)直按：汉代边郡人为骑士，重泉属在冯翊，并非边地而作骑士，此秦代制度，与汉代不同之处。”由此可见，汉政府之所以重在征边郡之民为骑，是因为边郡之民在地理上与匈奴等少数民族相接，较内郡之民熟悉匈奴情况，而且也适应西部、北部地区的环境与气候，也较内郡之民善于骑射，有利于对匈奴的作战，所以“大抵金城、天水、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汉代的边郡骑士，在史籍上可以看到的记载很多，如晁错曾上书汉政府给边郡归降之民装备“坚甲弩衣，劲弓利失，边郡之良骑”[27]。

　　再次，我们从二号俑坑鞍马上也可看出秦对乘骑的军马要求也很严。秦俑坑出土的鞍马，高度正好1.33米以上，与秦简记载完全相符。秦对军马考核也极为严格，凡上交车骑部队的军马，均须身高“五尺八寸以上”[28]，奔驰羁系要得心应手，驮乘跋涉要有耐力，否则主管官吏被视为训练调教不力，要受处罚，而且在军马考核中，成绩落后，主管官吏也要受罚，甚至革职。秦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对于研究秦国骑兵特点无疑是珍贵资料。

　　中原地区骑兵在战国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由于农村公社瓦解，民兵制为常备军制所取代，大规模野战和围城战的频繁发生，要求部队具有快速、灵活和突击性，这就促进了骑兵的迅速发展。战国初期的《吴子》，不仅论述到骑兵问题，还专门谈到战马的饲养、使役问题。战国初期的《墨子》也谈到骑兵，说“车为龙旗，骑为鸟旗”。从出土文物也可形象反映出战国时期骑兵有了进一步发展。陕西咸阳出土的两件战国骑马俑据简报上称：“(两件泥质灰陶俑)皆为公马，……马头有朱彩画的络头，在颈的两侧各有朱绘两条辔绳。……俑头戴宽折沿帽，……身穿交领左衽短褶，下着短裤，脚登长筒靴，两手半握，左手前伸似在牵辔绳，右手下垂似执一物，木质已朽不清，两腿前屈骑于马背上。”简报上将这2件骑马俑时间定为“战国时期前段，即秦惠王至秦武王时期。”[18]这2件骑马俑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骑马俑形象，对探讨秦国的骑兵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这2件骑马俑是一位低级军官墓主墓中的随葬品，不可能反映出当时秦国骑兵的实际情况，但也显露出战国秦骑兵的一些蛛丝马迹。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的匈奴和西边的秦国，决心整军经武，学习胡人穿短装、习骑射之长，克服中原人宽袍大袖、重甲循兵只善车战之短。胡服适应骑马射箭的灵巧动作，这就将原来双襟交输于背，宽袖、长襦的中原服装，改为双襟交输于胸前右侧，紧袖高领的上衣。这种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服，窄袖短袍，皮靴革带，既耐寒又举止灵活，便于骑马射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现，在我国骑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使赵军的战斗力为之迅速提高，而且使掌握骑射技术的由原来的匈奴等游牧民族进一步扩大到中原各国。与此同时，战国各国亦先后扩展或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队伍。在战国七雄中，拥有骑兵最多的国家是与西北戎狄毗壤的秦、楚、赵三国，各拥有骑兵万匹，其次燕国和魏国，亦分别有三千匹和五千匹。这个时期，中原各国骑兵数总不下五六万匹，这是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此时还出现许多成功地运用骑兵配合步兵、车兵作战的典型战例，秦赵长平之战时，“秦骑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19]。骑兵为“一军”独立编制，单独执行任务，对战局胜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配合主力全歼赵军四十万人。这个战例从一个侧面也可旁证出秦国骑兵并不比赵国弱。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的千余件兵马俑是守卫秦都咸阳部队的模拟。在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中发现116件骑兵鞍马俑，这116件骑兵俑不仅完全是按当时骑兵形象塑造的，而且数量也是咸阳秦墓出土的骑马俑68倍。这至少证明在战国后期骑兵早已成为秦的独立兵种，但比起战车来讲，还处于次要地位。二号俑坑发现的这116件骑兵俑是这样排列的，其中108件骑兵俑，排列在二号俑坑左侧的一个纵长方形骑兵军阵，纵为三路纵队，横看一列横队。第一排为战车3乘；第二排为3组骑兵，每组4骑；第三排为战车3乘；第四排至十一排为骑兵，每排3组骑兵，每组4骑，共108骑。另外在二号俑坑末尾的殿军部分，有两组骑兵，每组四骑，共8骑。这116件骑兵俑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推测秦代骑兵排列最少有三种，一是车骑混编；二是骑兵单独列队；三是殿后的游骑机动[20]。这也说明战国时期骑兵已作为步兵的辅翼力量，配合车、步深入长驱，绝敌粮道，追击败兵，或袭击敌人之两翼，或掩袭敌之前后，已成为当时一支最活跃的军事力量。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制作形象逼真，反映出秦国强大骑兵居七国之首。秦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大车兵和骑兵，这与养马业始终在秦人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分不开，也与秦人不断与戎狄交流有关。李斯谏逐客，认为会使“骏良睼马是不实外厩”[21]。睼马是是秦从游牧族北翟引进的良马。战国时，“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睼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22]。秦王嬴政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采取了发展的政策。规定：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23]秦王朝建立后，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马政机构并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政策，中央九卿之一的太仆是主管马政的最高官吏，其下设丞2人为副手。京师咸阳附近有若干官马机构，如大厩、左厩、中厩、宫厩等。这些厩饲养的马匹，除供宫廷使用外，大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在西北游牧区设“六牧师令”，每牧师令领有若干牧场，主要牧养军马。京师官厩及边郡牧师均直属太仆领导。另外还有各地郡县管理饲养军马的“苑”。所以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关中北有胡苑之利”[24]。这样就保证了秦车兵和骑兵对军马需要的物质基础。秦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这也与秦重视养马业和发展骑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