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但不到一年，新政失败，积弱的宋室终究没能咽下这副苦口的良药。

庆历新政背景

（1） 冗兵繁多。

宋代采取终身兵役制，无复员一说，致使军队总数逐次增加。

太祖开国时军队总数为20万，太宗统一中国时达到60余万，至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年）已达125万9千。据史册记载，北宋元丰三年 （1081年）全国总人口数33,251,989，其中丁数17,975,734。无论战时平时，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始终保持在3%——4%的高位。

（2） 冗官增添。

宋代为避免前朝覆辙，恩待文官。

第一：厚待文士，广开科举。

科举制度创立初年，每年取进士不过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中进士多达七 百余人，而且成为惯例执行，至淳化二年 （991年），全国中进士者累计已多达一万七千三百余人。至此，进士应试才改为三年一次。

第二：官俸增多。

真宗咸平四年（1002年）改革俸制。官员俸禄除正俸外，还有禄粟、职钱、从人衣粮、春冬服、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牲畜口粮等名目繁多的杂项，覆盖面之广史无前例。此外文官每一年、武官每三年一次额外赏赐。

第三：世袭严重。

宋代选拔官吏，除科举外还有“侥倖法”，即世系。例如宋代规定“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推恩之广甚至达到了多及异姓宗亲甚至以门客充数的情况。

仁宗皇佑时（1049——1055年），官员总数较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8年）增加了一倍。

冗兵冗吏，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仁宗时中央财政收入为太宗时的六倍，但财政状况却从太宗时的盈余大半恶化到了财政赤字的地步。

仁宗年间，西夏起事，宋室疲于用兵，财政几近崩溃。仁宗不得不召回西北戍边有功的范仲淹，专事新政。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七月，范仲淹任参政知事，上《十事疏》，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

（一） 明黜陟：宋代为防止地方专权，实行“磨勘制”，官员任满后一律外调，造成官员用心不专，范仲淹此举力在赏罚分明。

（二） 抑侥幸：限制推恩，减少冗员。

（三） 精贡举：改革科举，加强对考生的考察力度。

（四） 择官长：重新考察全国官员的政绩。

（五） 均公田：重新规划地方职田，改良俸制。

（六） 厚农桑：鼓励农业。

（七） 修武备：整顿武备，但重点仍是京畿地区。

（八） 减徭役：视地方具体农时制定徭役。

（九） 覃恩信：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十） 重命令：强调令行禁止。

新政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改革力度很大，甚至连范仲淹本人都怀疑成功与否。他的《十事疏》早已有蓝本，但信心不足，是在仁宗的屡次催促下列奏。

新政对于积弱的宋室，与其说是一剂良药，不如说是一剂猛药。尤其是前四项，几乎彻底改变了宋朝的官吏选拔制度，严重冲击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新政自颁布之日起，就遭到了官僚们都群起攻讦与阻挠，仁宗虽原则上支持变法，但面对满朝官员的反对也显得无能为力。

最终，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离京，新政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