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代铜钱
金海陵王即位后，大力推行各项制度建设。在这一点上他对金朝的贡献是难以抹煞的。不管后来的金世宗对其如何诋毁，但就其创立的正隆官制“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22）即为证明。海陵王在金代货币制度上的贡献是第一次发行了金朝自己的纸币和铜钱。（23）我们先来谈一下铜钱。
金朝铸造铜钱，其困难程度远远超过宋朝，这不是出于什么技术问题，而是由于金朝境内的铜矿贫乏造成的。北宋时虽曾在北方几个府州设立钱监铸钱，但时兴时废，产量远远不能同同时期的南方相比。无奈之下，金朝统治者只好仿效宋朝铜禁政策，大兴括铜之法。正隆二年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经过积累后，正隆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24）。从此以后，金朝拥有了自己发行的铜钱。
世宗即位后，积极筹措桶源，为铸钱作准备。他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收括民间现存铜货，大力实施铜禁。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25）。而且对于民间允许存留的铜器，政府也加以优惠价格收购。二是开采铜矿，大定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甚至一度千里迢迢“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26）不过北方铜矿缺乏，此举意义不能估计太高。经过十余年的积蓄，政府已经掌握了相当多数量的铜。大定十八年，金朝在代州立监铸钱，初铸之钱班驳黑涩，世宗怒削主持官员李天吉、高季孙官两阶。使张大节、麻珪监铸“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27）大定十九年，年铸钱量为一万六千余贯。大定二十年，名代州监为阜通监，设专官管理，甚至一度以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可见世宗对于铸钱的高度关注。大定二十七年，又在曲阳设立利通监。两监岁铸钱达到十四万余贯。不过由于官吏腐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铸钱的成本一直高居不下。大定末期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高达八十余万贯。成本为币值的5-6倍，，已经为政府难以承受，这与其说是金朝的问题，勿宁说是那个时代铸钱监的通病。章宗即位的大定二十九年，罢阜通 利通二监。
章宗后期，随着对外用兵而造成的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在交钞阻滞和发行银币中途下马的情况下。金政府无奈之下又想到增铸铜钱。泰和四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28），“泰和重宝”钱与历史上王莽的大钱，三国吴的“铸大钱，一当五百”，唐朝肃宗的乾元重宝，宋徽宗时的当十钱本质没什么不同，都是使用财政手段使铸币的名价高于实价，这种方法不但不能解决危机，反而更加促进通货膨胀。这种做法的出台，充分反映了金统治者在财政危机面前穷于应付，甚至乱开处方的窘境。
总的说来，金代在铸造铜钱方面，本朝的铜钱投入市场量远远达不到替代旧钱的程度，故刘祁云：“金朝钱币，旧止用铜钱。正隆 大定 泰和间，始铸新钱，余皆宋旧钱。”（29）金代在铸钱量来看，超过辽朝和西夏，但远远不及北宋时期的铸钱量，与同时期的南宋相比，略逊一筹。（按南宋一般每年铸钱量为十五万贯）
（三）金代纸币
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金朝是先印行纸币而后铸造铜钱。根据《金史》的记载，发行纸币的建议是蔡松年提出的，“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海陵迁中都，徙榷货物以实都城，复钞引法，皆自松年启之。”（30）。蔡松年是蔡靖之子，宣和末年同其父守燕山战败入金。蔡靖参与了金朝的制度建设和汉制改革，据金人向宋使介绍说“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 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宇文虚中）共蔡太学（蔡靖）并本朝十数人相与评议。”（31）由于家学的渊源，使得蔡松年对各种制度层面的事物非常熟悉，在他的建议下金朝在河南路发行了交钞“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32）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暂时谈一下北宋纸币的产生背景，宋太祖灭后蜀，将后蜀铜钱全部掠到开封，而在原后蜀统治区实施特殊货币政策，发行铁钱。但是铁钱过于笨重，对于大宗贸易十分不方便。于是在民间出现了交子，而后被宋政府认可。同时由于宋朝长期对四川地区以征服者视之，政局长期不稳，从太祖到真宗时期，先后发生全师雄 王小波 李顺 王均等反对宋朝统治的兵变和民变，直到张咏镇蜀时才大大改观。交子在其任上得到认可。从以上史实可知，如无北宋在四川实施的铁钱货币政策，“交子”是否会首先在四川地区产生至少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与此类似的是，金初的河南路也有差不多的境遇，金人在河南扶植伪齐政权，大肆搜刮。金废除伪齐后，全部接受了伪齐的府库。现有种种迹象表明，金朝一度实施过“实北虚南”的政策。大定时出使金的楼钥曰“又金人浚民膏血以实巢穴，府库多在上京诸处，故河南之民贫甚，钱亦益少。”（33）。按金朝都城在上京是海陵以前的事，故这段话反映的是从金再次占领河南到海陵迁都时那段时间的史实。只是这种实北虚南的政策的具体如何实施及实施程度，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回答。正是由于这种收敛铜钱而北的政策，造成了河南路商品交换手段的缺乏。故金发行交钞也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海陵是金朝以“中原天子”自任的第一人，大力实施中原本位政策莫如诏许河南民衣冠从便，科举考试废除“南北选”而采用南北同一标准录取等。发行交钞也颇为类似，是为了“便民”，增加百姓的商品交换手段。在这里本人不同意乔教授的金发行纸币为了防止铜钱南流以及由于河南路是金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看法。应该从政治方面来考虑。
交钞最初只限于河南一路流通。大定初年使金的范成大曰“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34）但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朝政府始终注意控制交钞发行量。使交钞信用非常高，在这种条件下，交钞轻便的优越性日渐突出。最终交钞跨过黄河，流通于全国各路。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合同交钞，即京师与各路，各路与各路之间订立的相互流通的合同。合同交钞的出现，表明金代的纸币有逐渐向全国流通的趋势，此点为同时期的南宋会子等纸币无法比拟。大定时期的以钱为主，严格控制交钞发行量的政策也反过来促进了金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当时的宝坻县“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之便风，亦不浹旬日而至。”（35）为金商品经济繁荣的缩影，金代的市镇较之前代也增加不少，实物方面，山西繁峙寺壁画，年代在大定间，其中一些壁画的场面不亚清明上河图。（36），不过总体来看，金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逊于南宋的。同时随着金代货币政策的相对成功，金代官府劳役的雇佣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点乔幼梅教授做了不少研究，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泰和元年，有关部门对旧制乐人不得举进士提出异议，说“旧称工乐，谓配隶之色及倡优之家。今少府监工匠，太常大乐署乐工，皆民也，而不得与试。”（37），我们从北宋灭亡时金人索取乐人来看，其当时地位为奴婢无疑，但是经过数代后，就连此等工作也完成了雇佣化，尽管不过是对北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但是相对金初奴婢普遍参与生产劳动则是巨大的进步。在货币雇佣化的发展下，金代的一些奴婢由生产劳动领域逐渐转向家庭劳动，逐渐和历代王朝的奴婢没多大区别。
交钞最初发行时，“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但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朝廷就交钞是否继续发行和七年厘革制是否要废除进行讨论。经过讨论后“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38）纸币从有界期发展到无限期流通，这是金代货币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又一记录。但是，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特别是在连续用兵而财政困难的背景下，取消七年厘革制后，交钞越发越多，导致钱重钞轻，支而不入。明昌四年，交钞阻滞在陕西开始出现，对此章宗君臣不断讨论这个问题，这些讨论和具体实施见于《金史》，比如讨论限钱问题，企图以行政手段迫使民间蓄钱投入流通。比如在一些路分诸科名钱银钞各半，并减少官兵俸禄中钞的比例，企图回收一部分交钞。以行政手段强迫部分路的人民使用一贯以上的大钞，若大钞不行则行小钞。最后竟然到了提高小钞身价把它当作与铜钱相等的钞本的地步。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金史》形容“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
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而在民间“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39），在由社会经济发展而引起的矛盾扩大的情况下，金朝君臣不是以大力改革前弊为做作，而是不断小修小补，最终越修补漏洞越大。章宗后期，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后蒙古南侵，金朝南迁，更是急转直下，纸币发行越来越多，纸币名称不断变更，自高汝砺创立新钞法后“初甚贵重，过于钱。以其便于持行也。而后兵兴，官出甚众，民间始轻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钞一十贯不抵钱十文用者。官商大贾多因钞法困穷，俗谓坐化。官知其然，为更造，号曰宝券 新券。初出，人亦贵之，已而，复如交钞。官又为更造，号曰通货，又改曰通宝，又改曰宝货，曰宝泉 珍宝 珍会，最后以绫织印造，号珍货 抵银。一起一衰，迄因国亡而钱不复出矣。”（40）
（四）金代银币
在第一节我们已经说过，金银在女真族的商品交换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金银在当时也是财富的象征。故在对辽朝和北宋的战争中，女真大小贵族和军功头目对金银的掠夺表现出了比铜钱更浓厚的兴趣。金军袭击辽帝斡鲁朵“应行宫内库三局珍宝，祖宗二百余年所积”俘掠一空（41），金军攻破北宋开封，勒索金银，李心传记载，金人检阅府库“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42）。金废伪齐，其府库中“金一百二十万，有银六千万”（43），数目大得惊人。不过在金初诸勃极烈共治和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这些金银能否如数到达金人的府库值得怀疑，太宗天会十一年二月：“元帅府言：‘承诏赈军士，臣恐有司钱币将不继。请自元帅以下有禄者出钱助给之。’”（44），虽然最终由国库出钱，但是当时有让大小军官从俸禄中减去一部分以赈济军人的想法，也可见当时金中央的府库并不怎么充实，多数金银应该到达各个贵族和军功头目之手。在黑龙江的金代墓葬中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墓葬普遍出土有金耳坠 腰牌 项圈 串珠 佩饰 伞顶 金牌 鼻环 金玲 金双鹿等金器，以及银马鞍 银钏 簪 壶 碗 杯 酒盏 银牌等银器。（45），在一些高级墓葬中，一些精美的金银器令人叹为观止，比如1973年出土的圆扁形子母扣鎏金银盒等，有学者已就金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作了初步研究（46）。还有一个来源是宋朝向金输出的岁币，有学者统计，宋朝总共向金朝输出岁币银达到1485万两（47）。还有一个来源是金朝自己的矿业生产，这个一向为人们所忽略，金代的矿业记载贫乏，但是蛛丝马迹也能看出问题，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48），与北宋矿业达到最盛的神宗时期实行的二八抽分制，即将产品分为十等份，官府抽取十分之二，承买者获得十分之八。（49）还要优惠，即5%的低税制，95%为矿冶户所有。大定十二年，世宗说“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50），连5%的税都不要了。大定二十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51），废除了金银禁榷的政策，在如此宽松的条件下，金朝的矿业生产特别是金银矿的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原北宋实施矿产谨慎开发的河北 河东地区，发展势头强劲，“坟山、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52），这两个地名都在金北京市境内，我们也可想象金代矿业生产小矿厂林立的情景，在今河北 山西境内也发现了不少金代的小型矿冶遗址。同时金的矿业生产以招募制和承买制为主，政府不进行过多干预。在当时也是相对先进的。以往学者谈及金代白银，多强调来自宋朝，对金代矿业自身发展注意不够，甚至有得出金代的银全部来自宋朝的结论，这可能受宋金战争破坏巨大的影响，其实金对宋发动的野蛮掠夺战争和金后来的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到新台阶并不矛盾，不一定肯定这个就一定要否定那个。以金对宋战争对北方经济破坏巨大，进而得出终金一代北方经济始终在残破再残破的状态下是不符合史实的。当然，以金代经济的发展来论证金宋战争合理性，甚至为刘豫 杜充之流翻案则是昨天不对，今天不对，明天还是不对的。
经过掠夺 岁币和矿业开发的积累，金的府库积累了大量的金银，根据汪圣铎教授的考证，宋代的金银在北宋的财政收入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比例在10%以下。而金代呢，明昌五年，金府库铜钱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万贯有奇，而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53），按当时一锭50两，每两银折合铜钱2贯计算，共折合铜钱5502万贯，等于同时期库存铜钱数的165%。可见数目之大在章宗时交钞阻滞的情况下，金君臣想到了这笔巨额白银，希望将其投入流通。遂于承安二年“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法定流通的银币，也是金代货币发展在中国历史的又一记录。不过由于这是在军费增加，财政困难和交钞贬值阻滞的情况下采取的应急措施，所以意义不可估计太高。加之其问世后“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经过讨论后，承安五年朝廷停止发行和使用。（54）
承安宝货由于流通时间短，加之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忘记了它，后来有钱币收藏家不明其为何物，伪造了“承安宝货”铜钱来行骗。1981年黑龙江省发现了五枚金代银币，均镌刻有“承安宝货”铭文，长4.8厘米，首宽3厘米，束腰宽2.1厘米，厚0.55厘米，重58.8克，边缘四周为三道水波纹。这批珍贵文物的发现，揭开了“承安宝货”身上的千古之迷。
（22）《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
（23）有学者以中国历史博物馆有“天眷通宝”为据说明金熙宗时即开始铸造铜钱。本人认为这种看法还有赖于进一步的证据。《金史》以贬海陵为能事，如熙宗时确已铸钱，金朝的史官不可能把这项发明权拱手让给海陵。又范成大《揽辔录》亦云海陵时铸钱。而刘祁《归潜志》明言金朝铸钱在正隆 大定 泰和间。范曾使金，刘娴于金朝史事。除非有明确证据推翻他们的记载，否则，金朝首先铸钱还是定在海陵王时期为妥。
（24）《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按，除“正隆通宝”外，还有“正隆元宝”，近些年出土的金钱中，多为“正隆元宝”，此为《金史》漏记。
（25）《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26）《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27）《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28）《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29）《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十
（30）《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卷一二五《蔡松年传》
（31）《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卷一六三引《绍兴甲寅通和录》
（32）《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33）《攻媿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一一《北行日录》。按四库本此卷经过不少挖改，此纯属不得已引之。
（34）《揽辔录》
（35）《金文最》卷六九《创建宝坻县碑》（中华书局1990年版）
（36）《文物》1979年第2期《山西繁峙岩上寺的壁画》
（37）《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38）《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39）《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40）《归潜志》卷十
（41）《契丹国志》卷一一《天祚纪中》
（4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43）《大金国志校正》（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三一《齐国刘豫录》
（44）《金史》卷三《太宗纪》
（45）《金代黑龙江述略》页96
（46）刘丽萍《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47）朱瑞熙《宋朝的岁币》，《岳飞研究》第三辑
（48）《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49）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92
（50）《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51）《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52）《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53）《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54）《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二宋钱在金朝的流通（55） （一）宋代文献中的宋钱流向金朝 关于宋钱在金朝的流通，刘祁和范成大的记载已经说明的很充分。在宋人的记载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充分，特别是由于南宋钱荒严重，士大夫们就此讨论很激烈，如何杜绝铜钱流向金朝以及海外成为他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自上世纪80年代乔幼梅教授提出宋金铜钱争夺战的观点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得到深化，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不断从浩瀚的宋代史料中被挖掘出来。从这些记载来看，宋朝的铜钱主要以从宋金两朝的形形色色的贸易中流失。宋人记载金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以短陌吸引宋钱，如下： 绍兴三十年王淮说“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况公然收贯铜钱，而过淮者日数十日人，其透漏可概见矣。”（56） 乾道三年，唐瑑说“闻于光州枣阳私相贸易，每将货来，多欲见钱，仍短其陌，意在招诱，嗜利奔凑者众。”（57） 淳熙五年，京西漕司主管官张筠说“闻唐 邓间钱陌以一二十数当百”要求“乞严赐禁止”（58） 不过这种现象是被一些官员夸大的，正如汪圣铎先生所言：“宋朝铜钱在境内和境外，存在在购买能力的差异，但当时官员往往夸大这种差异。”（59），像短陌到一二十，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其实这也是古代一些文人的通病，为了起到阐述自己论点的作用，往往夸大事物之间的对立面，甚至把矛盾不怎么大的事物也说成是截然对立的。这种现象在古代文人的政论中很常见，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宋人记载的金朝吸引宋钱另一种手段是在榷场贸易和其他类型的贸易中，如金人为在榷场中多收课税“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舍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象何可纪极？”（60） 乾道七年秋，南宋发生饥荒“金人运麦于淮北岸易南岸铜镪，斗钱八千。江西饥，民流光、濠、安丰间，皆效淮人私籴，钱为之耗。”（61） 多次谈及南宋钱荒问题的范成大也提到铜钱北流问题，他出使金朝后回国向朝廷报告“及北使回，又奏：四明 温陵商舶籴买山东麻豆，彼减价而愿见钱，钱过界者不可胜计。”（62） 曾任宋朝宰相的史浩更是认为金朝有意从宋朝吸引铜钱入境，而达到困弊宋朝的目的“逆虏每以土产之微，于榷场多方换易铜钱，彼无用也，徒以国家以此为宝，故欲多藏以困我。”（63） 持这种看法的观点不止史浩一人，邵骥论钱弊说“铜钱每越北界，而彼之钱未尝秋毫涉吾境也，以彼轻货易吾楮币，复以楮币要我铜钱，是以其无用倾我有用，兹其为谋莫测。且彼能令行禁止，而我顾不能，此非直顽民猾商也，吏奉法不谨耳。”（64）当时得到了众多人的赞同。 这种意见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宋金交战时期，绍兴七年，宋金还没达成和议。时人李弥逊就认为“比来郡县所输，悉入诸军，而军中非积钱之地”因而“多自淮南转入敌境，以资敌国之用”当然，他的意见是客观上达到了资助敌国的效果，而非金人有意为之。（65） 这些记载都是十分珍贵的，但是都不免带有宋人的主观看法，汪圣铎先生在其著作已经充分指出，铜钱流向金朝，是货币由购买力低的地区向购买力高的地区的正常流动，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而不是金朝有意为之。在楼钥的记载中，同样质量的上等绢，宋朝境内的价格是金朝的两倍，正好说明了同样的铜钱，金境内购买力是南宋的两倍。汪先生还指出，如果这种事是真的，《金史》中为什么不见任何记载？而且当时从宋人记载来看，铜钱流向海外诸国比金朝严重很多，总不能说那些国家也是主观吸引吧。在这点本人是同意汪先生的意见，还可以举一个例子，金朝末年高度通货膨胀时，铜钱反而大多数流向南宋，正好说明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还有一个原因是宋人在论述铜钱流失时，不免带有一些主观猜测，即使是那些曾经出使辽金的大臣，以亲身经历的记载，有时也难免因主观猜测和偏见而有失当之处。（66），这些人尚且如此，那些不曾经历的人恐怕更差一筹，许多人把自己的一些政见也杂糅于史实之中，像前文提及的范成大，此人对与宋周边邻族的贸易均持十分消极的态度，他在谈及铜钱流向海外时说“蕃货中国不可一日无者何物”？宋朝进行海外贸易，结果“一舶所迁或以万计，泉司岁课积聚艰窘”，建议关闭明州等港口的贸易，如此才是“拔本塞源，不争而胜之道”。他在四川制置使任上，也对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持消极看法“蛮人所须茶 彩之类，皆是朝夕急需。其所产马，不卖之中国将安所用？故不患其马不来。”（67）以这样的观点，得出金人有意争夺宋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对付宋钱流向金朝，宋朝仍然使用自北宋以来的严厉禁止的方法，屡下禁令。隆兴二年五月奏报“盱眙并楚州界客人装载货物私相博换钱宝，乞禁止。”为此朝廷特派专人负责。（68） 乾道三年，有官员上奏“伏见钱宝之禁非不严切，而沿淮冒利之徒不畏条法，公然般盗出界，不可禁止。乞札下沿边州县严加觉察，如捕获犯人与重置典宪。”（69）得到朝廷赞同。 淳熙元年五月，盱眙军守臣提出防范铜钱北流的意见，一是在盱眙西门八口设置关卡，经搜检后才可通放。商人如在西门蒙混过去，尚未到淮河渡口被搜查出来，则“欲将犯人比附越州城末过减一等断遣，仍将搜获到金银铜钱货物尽数充赏。”二是在淮河渡口筑土墙置门户，如果携带货物在未上船或者上船未离岸的情况下被发现“即与已过界事体无异，众并依已出界法断罪，犯人应有钱物尽数给与搜获之人充赏。”被朝廷采纳。（70） 淳熙六年，敕令光州官员“须戒其禁绝铜钱等违禁之物过界，于任内无透漏，当与升擢差遣。”（71） 后来宋朝发现，每年出使金朝的使臣及其随行人员中携带铜钱出境，于是也对他们加以严加搜查。乾道六年盱眙军提出“每年津发岁币过淮交割，其随纲兵士使臣不许过淮，止于本军白直官兵据合用人数差拨，庶可革铜钱过界之弊。”（72）建议被采纳。 宁宗庆元年间有人感叹“每岁使人出疆。一行随从颇众，谁不将带铜钱而往，不知几年于此矣。此而不禁，法令何由何行？”他建议“欲自今次遣使重立罪赏，互相觉察，委自使副纠举，不得容情隐庇。如有犯者，不问是何名色人，必行无赦。”从此订立了使节离境搜查制度。（73） 嘉泰元年九月，有人提出“三节人使及座船兵梢等，或作礼物笼箧，或作随身衣装，所至公然差拨人夫担擎搬运过北界者”他要求“所有铜钱之禁亦责令掌仪专一觉察，如败露，首罪以坐。”朝廷批准。（74） 此外宋朝为了防止铜钱过江，将淮南等地变为铁钱货币区以阻止铜钱北流，为此还指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设立铁钱区的目的金人也看得十分清楚，金参知政事胥持国对章宗说“如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盖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75） 尽管宋人为了防止铜钱北流可谓费劲心机，不过由于市场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铜钱北流一直屡禁不绝，这种现象直到金朝贞祐南渡后发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才得以逆转。 （二）考古发现中的宋钱在金境内的遗存 与写辽朝和西夏时有专书记录了各地的宋钱出土，本人只许略补几条不同，金朝的一直没有专书进行大规模统计。为此本人只得多方搜索，得以大体具备。本节主要资料取自《辽金西夏史》以及我搜集的一些论文。 北京市通州区发掘的一座金代墓葬中出土84枚铜钱，发现唐 宋 金三朝铜钱共十六种，金代铜钱反居其一。（76） 山西长治安昌村一座金代明昌六年墓，出土6枚铜钱，全为北宋钱。（77） 山西闻喜县小罗庄金墓出土铜钱7枚，其中金“正隆元宝”一枚。（78） 1982年出土的内蒙古巴林右旗窖藏铜钱，出土铜钱12289枚，其中北宋铜钱达到10827枚，金代铜钱有“正隆元宝”。（79） 1982年底吉林省九台县发现一批金代窖藏铜钱，31180枚“金代铸钱数额很少”“主要使用北宋钱”；同年在吉林省桦甸发现铜钱100公斤，金代铜钱有“大定通宝”，北宋钱占到90%以上。（80） 有学者统计了吉林省出土的70余处窖藏铜钱，金代铜钱只占很小的一部分，95%以上是宋钱。（81） 亦有学者统计了1986---1986年大连地区出土10千克以上的24处金代窖藏铜钱，宋钱比例达到90%。（82） 王禹浪先生统计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黑龙江地区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得出的结论是，北宋钱占到九成左右。（83） 2003年11月上旬在辽中地区出土的一批窖藏铜钱，共8010枚，其中北宋钱7495枚，南宋钱33枚，金代铜钱64枚。（84） 2001年开始进行的金代大房山皇陵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在清代修的金世宗宝顶处出土一批窖藏铜钱，金代铜钱主要有“正隆元宝”和“大定元宝”，北宋钱占了绝大多数。（85）
三一点想法 （一）从货币执行来看，金代的制度统一度高。 辽 西夏的货币区域划分由于史料缺乏难以弄清楚。但是可以与宋朝相比，宋朝虽然在统一程度上较前代提高不少，但是货币政策执行却是人为划分货币区，比如四川 淮南铁钱，湖北会子等，地方性色彩浓厚。而金代则是正好相反，无论铜钱 银币，即使是纸币最初限于河南路流通，但也逐渐跨越地域而向流通全国的趋势发展。与此相类似的是赋役制度，与辽和北宋各地的赋役标准不同，户等划分标准有很大区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代的赋役一律以物力钱为标准。（86） （二）纸币的作用和意义不疑无限拔高 在我们从小学习的历史书特别是教科书中，中国人首先发明纸币一直被当作是中国人自豪的历史事件，这么说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也要看到纸币的负面作用，就是统治者不顾货币运动规律滥发纸币或者以更改纸币为名愚弄百姓。南宋表现多为前者，金朝表现以后者为主兼有前者。以金朝为例，除了金史和刘祁的记载外，宋人吴潜建议宋朝以金朝为鉴“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到了末期“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易一麵，而国毙矣。”蒙古耶律楚材在蒙古发行纸币时提醒蒙古统治者注意金朝教训“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87）。南宋也好不到哪里去，其末年20贯纸币只相当于宋孝宗时期的1贯“楮币轻如毛”“楮币如粪土，而造未已”“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朝廷宝货，自轻太甚。”（88）这样的言论随拾而得。“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支”（89）这是宋人对滥发纸币造成的危害的生动评价。宋朝末年搞的公田法，本意即以实物代替纸币作为军队的俸禄，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给士兵的纸币马上就会贬值，还不如给实物实惠。通过以上史实，可知带着一大堆纸币去买生活用品不仅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在古代也是现实。首先发明纸币固然是中国人的光荣，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有多少百姓的生计艰难！ （三）金代的制度建设虽是不成功的，但是对后代的影响不可低估 关于金代的制度建设，从金朝历史看显然是不成功的。虽然大力引入汉制，但是加入民族压迫成分甚多，不管怎么对金朝涂脂抹粉，其国祚只有120年远小于同时期的，宋 辽 西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从金朝看是不成功的，但是正如秦制 隋制对后代汉唐的影响一样，金代的制度对后代也有类似的影响，众所周知，清承明制，明又主要继承元的制度。元朝制度除了草原旧制外，其外在的汉制躯体主要是模仿金朝而非南宋，这是必须澄清的。这样一来，金代的制度就对今后700余年的历史有很大影响。老一辈元史学者周良霄早就指出，元朝的制度不过是蒙古旧制和金制的拼凑。日本学者也指出，忽必烈时期的各种制度，大都滥觞于金章宗时代。（90）当代学者袁刚经过研究后认为，金代的制度建设“金不崇古制，一切从实际出发，打乱汉唐古典体制旧结构重新编组，取精用弘，理性地选择，终于理顺了政府各机构的关系，虽用的是汉官旧名，但名实相符，运行顺当，唐宋政府体制至此完全终结了，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一省和地方行省，一元化的行政领导使政令一通到底，权力集中，机构简明有序，行政效率提高且有力，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府体制的一个新模式。”（91）这段话虽然对金可能有过誉之辞，但是说金制终结了唐宋制度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重要影响则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元朝的好多制度甚至文化层面的东西不少也继承金代，本人今后如有时间可能把元制和宋金社会和制度的对比和隋唐的“南朝化”问题合并考虑提出问题在唐风供高手讨论。这里暂时先做个小广告吧。事实的反应比如货币制度中的纸币，元朝受金朝的影响显然超过宋朝。（92）
（55）本段主要资料取自《两宋货币史》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以及她的论文
（56）《系年要录》卷一八六 （57）《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八之四二 （58）《宋会要》食货二八之七 （59）《两宋货币史》页223 （60）《要录》卷一八六 （61）《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六七《五行志五》 （62）《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七《范石湖文》 （63）《鄮峰真隐漫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顺陛辞日进内修八事札子》 （64）《鹤山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七五《知南安军宗丞都官邵公墓志铭》 （65）《筠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自庐陵以左司召上殿札子》 （66）肖爱民 唐玉萍《“所种皆从垄上，盖虞风沙所壅”辨析——兼谈辽代的农业耕作制度》通过详细的考证澄清了宋人王曾对辽代耕作制度主观猜测的误解。他们最后说明：可以看出现存的众多使辽“语录”虽然是使臣亲身经历的记述，但是由于诸多的原因，造成有许多失实和误解之处，这需要我们在引用时认真加以甄别。该文见《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12--326 （67）《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卷二七二《理财》；卷二四二《马政》 （68）《宋史全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卷二四 （69）《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五七 （70）《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六二 （71）《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一 （72）《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五八 （73）《宋会要》职官五一之四零 （74）《宋会要》职官三六之六六 （75）《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关于铁钱区及防止铜钱过江一些制度，可参考《两宋货币史》页191--193 （76）《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 （77）《山西长治安昌金墓》，《文物》1990年第5期 （78）《山西省闻喜县金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86年第12期 （79）苗润华《巴林右旗兴军腾高勒金代窖藏铜钱》，《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页591——595 （80）《吉林九台卡伦金代窖藏铜钱》；《吉林桦甸冲突金代窖藏铜钱》均见《文物》1985年第1期 （81）李东《从吉林境内的金代窖藏铜钱谈当时的货币经济》，《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82）吴青云《大连地区金代铜钱窖藏研究——兼论金代的货币经济》，《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 （83）《金代黑龙江述略》页108 （84）《辽中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兼记2000至2004年辽中出土的辽钱》，《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 （85）《北京辽金文物研究》（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页111——119 （86）刘浦江《论金代的物力与物力钱》，《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收入先生著《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7）《许国公奏议》（丛书集成本）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88）《文溪集》卷七《淳祐丙午十月朔奏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备对札子》；《可斋续稿 后》卷三《救蜀楮密奏》 （89）《宋史》卷四零五《袁甫传》 （90）《金代提刑司考》，《东洋史研究》60--3 （91）《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520 （92）李跃《对金朝流通纸币的一些看法》，《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参考文献：《金史》《契丹国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归潜志》《揽辔录》《大金国志校正》
《宋史》《元史》
著作：《金代经济史略》《金史论稿》《辽金史论集》（第五辑）《辽夏金经济史》《金代黑龙江述略》《宋金纸币史》《辽金西夏史》《完颜亮评传》《金章宗传》《两宋货币史》《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宋代矿冶业研究》《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北京辽金文物研究》《辽金史论》《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辽西夏金史研究》
论文：《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
《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宋朝的岁币》，《岳飞研究》第三辑
《辽中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兼记2000至2004年辽中出土的辽钱》，《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
原来的计划中还有大理国和海外诸国，但是看了一些书后，感到没这个功力，于是放弃。关于大理的可以参考段玉明《大理国史》，关于海外可参考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和他在《中州学刊》的一篇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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