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孔夫子的分类标准，春秋中后期是标准的“大夫执国命”甚至“陪臣执国命”的时代，不过似乎也有例外。《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楚国太宰犯的话：“诸侯唯宋事其君。”看来宋国的大权基本上还掌握在国君的手里。宋国也有世家大族，也有执政命卿，不过似乎他们对国君都还比较客气，并且把巩固公室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因此宋国的执政们常常被当世称为君子，宋国势力最大的几个家族中最重要的两个——华氏、向氏的代表人物华元和向戌正是这样的两个君子。别的事迹不用多说，仅从两次弭兵之盟分别是华元和向戌促成来看，就知道二人不仅在宋国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是响当当的政治家、外交家。
不过这里要说的不是华元和向戌的功绩，而是他们的另一面，与君子相对的另一面。两人那些当年就为人所批评的行为——比如华元厚葬宋文公，向戌因弭兵讨封等——就不讨论了，一则当时人评价人物的标准与我们大相径庭，按他们的说法去发挥难免落下迂腐的名声，二则我这个人也不喜欢炒冷饭。所以我重点讲散落在史籍中的两人那些零星的，有损君子之名的行为。
今天先说说华元。华元，华督曾孙，乱臣贼子之后，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反省祖上的罪过，至迟于鲁文公十六年（公元前六一一年）为宋右师，执宋国之政。
华元的第一件丢丑的事发生在鲁宣公二年（公元前六零七年）。大棘之战，华元率领宋军迎战郑军，被打得大败，副手司寇乐吕战死，华元自己也被俘虏了，按照当时的标准败得是相当惨。而战败的关键原因竟是因为华元战前犒赏士卒的时候没有给自己的御戎羊斟送上一份，羊斟暗自怀怨，开战以后直接架车冲进郑军，导致华元被俘，宋军大溃。一般来说评论者都把罪责算到小心眼的羊斟头上。虽然我认为华元劳军遗漏了地位重要的御戎，显然不是疏忽，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但是还是同意羊斟要负主要责任。所以这里要说的还不是战败本身，而是华元逃归宋国之后发生的与此相关联的一件事。宋国筑城，华元作为工程负责人到工地上的巡视。那些筑城的人看见他来了就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意思是嘲讽华元吃了败仗，给宋国丢脸。有意思的是先秦古籍极少有关于当时人物的相貌描写，而华元就是那些少数留下了自己形象的幸运儿，不过竟然是在这样的场合。按说华元当时碰到这种事应该装聋作哑，回家去好好反省。但是他却觉得战败不是他的错，应该和这些人理论理论。要理论也行，把羊斟的事情说清楚，做一番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好了，但是华元回应嘲讽者的话竟是：“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意思是宋国制作武器的原料多得是，丢盔弃甲又如何？典型的文过饰非，这不是找骂吗？于是那些嘲讽者反问道：“纵有其皮，丹漆若何？”意谓即使兽皮很多，缺少丹漆又怎么办？华元自讨没趣，只好对随从人员说：“去之！夫其口众我寡。”灰溜溜地走了。他最后的反应虽然颇有民主作风，但是好象还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华元执政的晚期，宋国发生了一次内乱。华元在处理此事件的过程中有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似乎是在为国除害的过程中夹杂了一些家族倾扎的私心。事情是这样的，鲁成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七六年），宋共公卒，司马荡泽想要削弱公室，于是杀了公子肥。华元本着巩固公室的君子精神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讨平乱臣，罪大恶极，于是逃奔晋国而去。要说明当时宋国国内的形势，必须要说明各大族的势力情况：六卿当中，华氏是宋戴公之后，华元为右师，华喜为司徒，占两席；出自宋庄公的司城公孙师有一席；六卿中剩下的左师、司马和司寇三席分别是鱼石、荡泽和向为人占有，再加上少司寇鳞朱，太宰向带和少宰鱼府，出自宋桓公的鱼氏、荡氏、向氏和鳞氏的势力明显超过了华氏一族。华元要讨伐荡泽，可能引起同为宋桓公之后的鱼、荡、向、鳞各族的反击，弄不好连自己都得搭进去，所以华元认为自己无力讨乱，严重失职，只好逃亡。不过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华元的这个行为要挟的意味比较明显。鱼石考虑到华元功劳很大，也得国内民心，怕华元借助晋国的力量再打回宋国，到时候宋桓公的后人在宋国就彻底完了，于是打算把华元劝回来。同族的其他人对此表示疑虑，鱼府直接提出了怕华元回来之后对他们不利的想法。鱼石坚持认为华元回来了也不敢讨伐荡氏，就算真的对鱼、荡、向、鳞不利，向戌和华元关系不错，肯定不会被牵连。事实证明他的预见对了一半。于是鱼石亲自在黄河边上拦住了华元。华元立刻表示要讨伐荡氏，鱼石也同意了，华元这才回到宋国。事情到这里似乎一切正常，荡泽的野心引起的风波应该要平息了，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才开始。荡泽被杀之后，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和鱼府跑到睢水边上住下了。华元也照抄鱼石的剧本，先派人请他们回来，被拒绝之后又亲自去请，又遭拒绝，于是独自返回。这时，鱼府说如果现在不跟华元回去，恐怕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他发现华元说话的时候眼睛不停地转动，语速也很快，于是认为华元有别的想法了。他还说如果华元架车飞奔地话，肯定就不会接纳我们了。五人登到高处一看，果然华元的马车跑得飞快，五人连忙也架车跟随华元。没想到华元派人挖开睢水的堤坝，放水阻止五人，并且组织人登上城墙防守。五人知道失去了返回祖国的机会，只好逃到楚国去了。这件事情颇费思量，双方的行为都莫名其妙，我只能对他们的动机做一个推测。首先，华元确实是想利用讨伐荡泽的机会排挤鱼、荡、向、鳞这些宋桓公的后人，以便扩大华氏在宋国的势力，所以他最后没有真心挽留鱼石等人。而鱼石等人开始认定华元摄于他们的势力，不敢讨伐荡泽。后来看华元确实得到国人的支持，怕华元进一步对鱼、向、鳞族下手，于是也学华元奔晋的手法，跑到睢水，想要挟华元与自己定下盟约，保证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华元虽然两次挽留五人，但是没有诚意，也不愿意与他们定盟约，所以五人都不肯回国。华元亲自出马请五人回国不成后，遂下定决心驱逐五人，所以有了掘睢水阻挡五人和派人守城的行为。五人要挟不成，想再回国已经晚了，迫不得已只好逃奔楚国。此事的起因虽然是为了稳定公室，消灭叛臣，最后竟演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内斗，华元的做法也确实让人觉得配不上君子二字。
鱼石在事前的一个预言还是正确的，就是华元并没有彻底让宋桓公的后代在宋国失势，他让向戌取代了鱼石当左师。而向戌就是我们下一篇的主角，他的故事将更加精彩。

这一章我们谈谈向戌。向戌，宋桓公曾孙，据《世本》其父做过司城，他自己官为左师，封地在合乡，世称合左师。他的身世没有华元那么显赫，但是他所受到的称誉似乎还超过华元。他多次被别国大夫赞为“简而礼”，“善守先代”，“诸侯之良”，甚至有一次晋国专门灭掉一个小国，封给他作为封地，不过他当时还比较谦逊，推辞了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殊奖赏。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国际上声誉卓著的人，他的阴暗面却比华元更多，表现得也更加明显。
向戌第一次暴露出小人面目也是在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五五六年）。这一年，华元之子右师华阅卒，华元的另一个儿子司徒华臣觉得华阅的儿子皋比年幼，想要侵占皋比的家产，派人杀死了皋比的管家华吴，而杀人的地点就在向戌的家附近。向戌面对这样的情况，居然比凶手更心虚，战战兢兢地说：“老夫无罪。”眼睁睁地看着凶手扬长而去。后来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被宋平公知道了，宋平公大怒，说华臣不但削弱自己的宗族，而且大乱国政，一定要驱逐华臣。这时的向戌没有顺水推舟，惩治杀人凶手，严肃国内纪律，反而替乱臣说情，对宋平公说：“（华）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顺，国之耻也。不如盖之。”以这样一个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放过了华臣。但是看起来向戌和华臣也并没有什么瓜葛，因为此后向戌有了一个特别而滑稽的行为，他给自己特制了一根短马鞭，每次坐车从华臣家门前经过的时候，他就用偷偷地用短马鞭猛抽马匹，快速通过华臣的家门口。人们都认为这是向戌表示自己对华臣的厌恶，可是他又不敢公开自己对华臣的看法，更不敢处治华臣，到底是因为他感激华元对自己的提携之力，还是怕华氏势力大不敢得罪华臣呢？不管怎么说，他在这件事上毫无原则性，有背于君子的名声。其实华臣自己也是做贼心虚，有一次宋国人追赶一只疯狗，疯狗跑进华臣的家，宋国人也跟着冲了进去，华臣以为国人要讨伐他，吓得自己跑到陈国去了。华臣因罪而心虚，那么向戌又是因为什么而心虚呢？
如果说向戌对待华臣的态度只是失去了原则性，那么他对待宋平公世子的问题上就根本是犯罪了。宋平公原来的太子名痤，书上说他“美而很（狠）”，向戌“畏而恶之”。宋平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佐“恶而婉”，向戌想让公子佐取代太子痤的地位。太子痤有一个内侍名叫惠墙伊戾，因为无宠于太子，因此也怨恨太子。有一次，一个楚国的使者去晋国，路过宋国，太子痤打算在郊外宴请楚国使者，得到了宋平公的同意。惠墙伊戾想利用这个机会陷害太子痤，于是也跟随太子痤到了郊外。惠墙伊戾到了太子宴请楚国使者的地方，就在附近偷偷地布置了一个盟誓的现场，然后回去向宋平公告发太子要谋反，已经和楚国使者结盟了。宋平公觉得太不可思议，说：“为我子，又何求？” 惠墙伊戾说：“欲速。”宋平公将信将疑，派人到现场去查看，看到了惠墙伊戾伪造的盟誓现场，开始有点相信惠墙伊戾的话了。为了慎重起见，宋平公又派人询问向戌和自己的夫人（即公子佐的生母），两人都说确实听说过这件事。宋平公盛怒之下把太子痤囚禁起来。太子痤认为只有公子佐可以为自己辩解，于是请公子佐去向宋平公说明真相，并且说如果到中午公子佐还不回来，则自己将自杀。向戌听说这件事，就跑去跟公子佐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一直到过了正午。太子痤见期限到了公子佐也没回来，于是自缢而死。公子佐成为了宋平公太子。在这次隐性政变当中，可以说向戌就是直接杀死太子痤的凶手，他的作用甚至比惠墙伊戾还要大。后来宋平公逐渐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只是把惠墙伊戾烹杀了事，并没有惩治向戌和自己的夫人，是承认了既成事实，还是投鼠忌器呢？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向戌这次积极插手公室的家事，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到头来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后来太子佐即位为宋元公，刚一即位就表现出好恶无常，以后更被评论为“无信多私”，和以前的“婉”的评价简直是天差地别，最后引起华、向两家的后人华亥、向宁忍无可忍，公开和宋元公决裂。不过他们终究不如宋元公狠，最后也落得个出奔他国的下场。这种报应，向戌怎么也想不到吧。
太子痤事件之后，向戌觉得自己为公子佐取得太子之位出力很多，于是想在宋平公夫人那里摆摆架子。有一次，他看见宋平公夫人的马夫在遛马，就故意问是谁的马。马夫回答说：“君夫人氏也。”向戌又故意说：“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因为公子佐的生母原为宋平公侍妾，太子痤之母死后才做了宋平公的夫人，地位比较低下，所以向戌故意装做不知道“君夫人”是谁。）马夫回去以后向宋平公夫人说了这件事，于是宋平公夫人派人送了很贵重的礼物给向戌，并且让那人对向戌说：“君之妾弃（弃是宋平公夫人的名字）使其献。”向戌这才叫来人把命辞改为“君夫人使其献。”然后恭敬的接受了礼物。向戌的这一套嘴脸不禁让人想起了飞虎队队长周星星对达叔的评价：“委琐！非常之委琐！”
以上对向戌的小人行为又做了一番点评，写完之后又觉得也许他们也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吧，毕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容易。正所谓：“古人做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这一章批判的矛头将指向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君子——国侨。也许多数同好都还没听说过国侨这个名字，我却说他是春秋名人，一定有不少人怀疑我的眼光吧。不急，看看下面他的简介大家就明白了。
国侨，字子产，郑穆公孙，又被称为公孙侨，公孙成子。以下将以古籍中对他的最常见的称呼——子产来取代国侨这个正式而生僻的名字。子产在历史上得到的评价几乎一边倒都是赞美。孔子听到他的死讯，流着眼泪称赞他是“古之遗爱也”。针对他的一些事迹，孔子还专门称赞说他“足以为国基矣”，“君子之求乐者也”，“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另外，子产还屡屡得到“让不失礼”，“博物君子”“善相小国”之类的评价，郑国从上到下也都把他作为唯一能够救郑国于水火的人物。即使我们在书上偶尔看到关于子产的负面评价，基本上都是作为人们还不理解子产时的错误观点，用来反衬他的光辉形象的。一些用现代眼光来评论历史人物的人对子产印象也不错，说他具有很多超前思想，比如民主思想（这在当时似乎并不算超前）、不信鬼神等等。子产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名言警句，比如“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和“天道远，人道迩”等等。他在当时唯一被人诟病的地方大概就是勇于变法了，这一点在今天的人看来是优点，但是他的家族却和那些预言相一致，很快就在郑国衰落了。
虽然子产基本上都是以高大伟岸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人无完人，事做得越多，错也犯得越多，我从历史上关于子产事迹的众多记载中发现了不少子产人格的阴暗面，今天就来谈一谈。就现在的记载来看，子产在外交领域基本上都是很成功的，一副伶牙俐齿经常把各大国的大夫们驳斥得哑口无言，比较精彩的案例有“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子产戎服献捷”和“子产坏晋馆垣”等。不过似乎子产对晋国的态度更强硬一些（上面说的案例全是针对晋国的），对楚国却更退让一些，也许是因为当时晋国对郑国的压力更大一些吧。子产小人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处理国内问题的时候。
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五四三年），也就是子产执郑国之政的当年，子产有任务要交给公孙段完成，送了一块封地给公孙段。游吉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国家是大家的，不该单单因为要公孙段办事而赏赐他一个人。子产说了一番开脱的话，大意是满足人的欲望，使他认真办事，而自己代表国家获得其成就，对个人对国家都有好处。这大概是“贪污有功论”的先声吧。后来要正式任命公孙段为卿了，公孙段假模假式三次辞让，然后才接受任命。这时子产又嫌公孙段太虚伪（难道这时还不时兴“三辞三进”？），于是让公孙段排名在自己的后面。读者们可别以为子产让公孙段排在自己后面是为了约束他，此时子产在郑国诸卿中排名第二，而他的实际权力已经是郑国第一了，公孙段刚刚做卿就排在子产后面，可以说是破格提拔了。那么子产这个举动意欲何为？杜预直接点出了子产的目的：“畏其作乱，故宠之。”呜呼！任用小人，难道不是亡国之道吗？
如果说上面那件事还只是子产执政的技巧的话，那么下面这件事中子产的表现是当得上无耻二字了。鲁昭公元年（公元前五四一年），公孙楚和徐吾犯的妹妹订婚了，而公孙黑在中间横插一杠子，也想娶徐家的小姐。徐氏对两个公孙都不敢得罪，就请子产决定。其实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再明了不过了，但是子产不敢主持公正，还貌似公允地说让姑娘自己决定吧。最后徐小姐还是选了公孙楚。公孙黑恼羞成怒，在衣服里穿上甲去找公孙楚，显然是想杀人抢亲。结果公孙楚发觉了公孙黑的阴谋，抄起戈就追赶公孙黑，追到大街上给了公孙黑一戈才解气回家了。公孙黑恶人先告状，去跟诸大夫说他本想和公孙楚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却无缘无故吃了一戈。这件事当然也是一个大案子，于是大夫们聚集起来商议解决的办法，子产竟然说：“直钧，幼贱有罪，罪在楚也。”于是派人把公孙楚抓起来，还堂而皇之地说公孙楚有五大罪状，把公孙楚驱逐出了郑国。子产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整个一颠倒黑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公孙黑所属的驷氏势力比公孙楚所属的游氏势力大。如果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国内的稳定，不得已牺牲公孙楚的话，那么后来公孙黑因为民愤太大被杀之后他也没有让公孙楚回国。而其他一些真正无理取闹，触犯国法的人倒是得到了子产的特别照顾，稍式惩戒之后又官复原职。两相对照，是不是真的“生活在人世间，就是要对别人狠一点”呢？
公孙楚事件发生后，郑国的国君和大夫们又订立盟约，重归于好。六卿也相互要盟誓，受到子产纵容而更加放肆的公孙黑不在六卿之位也强行参加六卿的盟誓，还要太史在记录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说是“七子”盟誓。这是扰乱国家制度的重大越轨行为，子产也不闻不问。从此之后，公孙黑胆子越来越大，终于在鲁昭公二年（公元前五四零年）野心大爆发，想要作乱除掉游氏，取代游吉的卿位。结果还没有动手，他在前一年被公孙楚击伤的伤口复发，只好作罢。公孙黑的猖狂（子产出力不少呢）终于引起诸大夫普遍不满，就连公孙黑的族长驷带也怕他乱来给驷氏招祸，大家一起商量着要杀死公孙黑。此时子产不在国都，听说这个消息，连忙乘坐驿站的马车赶回国都，生怕错过了这个表现自己伸张正义的机会。回去以后马上宣布公孙黑有三大死罪（其中一条就是和公孙楚争抢新娘，我老是想他子产这时不脸红吗？），要公孙黑自杀。公孙黑以自己死期不远为由，请子产手下留情。这时的子产倒是大义凛然，硬逼着公孙黑马上自杀。公孙黑迫不得已，终于亲手结束了自己嚣张跋扈的一生。子产急急忙忙地从外地赶回来逼公孙黑自杀，有没有沽名钓誉的成分在里面呢？
子产所说的公孙黑的三大罪状有两条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与公孙楚争新娘和强行参与六卿盟誓，还有一条就是公孙黑擅自动武，杀死了当时的执政良霄。这件事对郑国人影响特别大，以至于在好几年之后的鲁昭公七年（公元前五三五年）在郑国出现了关于良霄鬼魂作祟的传说。有人说梦见良霄穿着甲到处走，说在某天要杀死驷带，又要在某天杀死公孙段（二人都参与杀死良霄的战斗）。而两人竟真的在梦中良霄说的那两天死去了。这一下郑国可炸了锅了，只要有人一喊“伯有（良霄字伯有）至矣！”全国老百姓就吓得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这样下去显然不是办法，于是在公孙段死后的第二个月，子产立良霄之子良止为大夫，又立另一个被杀的执政卿公子嘉的儿子公孙洩为大夫，国人的不安情绪才被抚平。子产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公开说是为良霄的鬼魂找一个归宿，免得恶鬼害人。这和子产不信天不信鬼的思想正好相反，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他真实的想法。而他在解释立公孙洩的原因时则公开说他的行为是违反了当时有罪当罚，罪行严重的话得不到祭祀即后代不得为官的准则的。也就是说虽然良霄有罪，但是因为他的鬼魂厉害，所以子产还是宁可违背行为准则去取悦他的鬼魂，为了平息国人可能的非议，又立公孙洩。看来子产是不拿国家法度当回事了。
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五二六年），晋国正卿韩起到郑国访问。在款待韩起的仪式开始之前，子产宣布：“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就是要大家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在大国宾客面前失礼。但是怕什么来什么，上面提到过的公孙洩之子孔张就来晚了，慌乱之间竟站到了宾客的队伍当中，被司仪阻止，孔张退了一步，站到宾客后面，又被司仪阻止了，实在没办法，孔张只好站到了悬挂着的钟磬等乐器之间。晋国的宾客看到这种场景，忍不住笑出声来。事后，有人向子产提出意见，说对待大国来宾不能不恭敬，今天为他们所耻笑，日后怎能不欺凌郑国？这实在是执政你的耻辱啊。说实话，这个意见提得是很有道理，也和子产事前的要求相一致，按说子产应该虚心接受，以后加强对大夫们的教育，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事件。可是子产竟然大发脾气，说孔张是前任执政的后人，他的行为子产自己无力约束，甚至说出了“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的狠话来威胁提意见者，可以说是欺软怕硬人格的大爆发了。
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五二三年），驷偃卒，他的儿子驷丝年幼，于是驷氏族人就立驷偃之弟驷乞为族长。子产厌恶驷乞的为人，并且认为这种兄终弟及的做法不合规矩，既不承认驷氏的做法，也并不表示反对。驷丝虽然年纪小，但是后台却很硬，他的生母是晋国大夫的女儿，后来他向晋国求援，晋国就派人到郑国责问为什么驷氏立驷乞为族长。驷氏为此非常害怕，驷乞甚至想逃亡国外，子产也不同意。最后子产不等大家拿出解决办法，自己对晋国使者说了一番大道理，要旨是驷氏立谁为族长是驷氏的家事，是郑国的内政，不劳晋国来干预郑国内政，把晋国的使者给忽悠回去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子产维护国家主权的做法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他既然认为驷氏的做法不对，为什么又不行使自己的权力予以纠正呢？是不是又是摄于驷氏的势力呢？
从以上描述的事件来看，子产对于国内问题的处理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甚至可以说是怀有私心的情况。可以说子产处理内政的主要原则就是“包庇大族，欺压小族”。不过子产不愧是个聪明人，他在即将得到执政大位的时候就向世人说明了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确实是有过人之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