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学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这些远古歌谣和神话，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

殷墟遗址

文字产生以后即夏商时代，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夏商时代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钟鼎铭文，这表明具有文学因素的文本出现了。从此，文学的各种形式在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途发展。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在中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出现的夏商文学，并非纯文学。夏商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夏商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春秋时期楚国的观射父所说巫、祝、宗等职务，其职责范围还难以分清，巫和祝都兼有史的职事，显示了巫史不分的状况。

巫史舞乐文化

根据《尚书·洪范》，可以知道商代已形成了“五行”思想体系，编定于周初的《易》卦爻辞，已经具备了“阴阳”的观念。殷周之际，中国文化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萌芽于商代的“德”的观念，在周代得以发展，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

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语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大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这些诗歌或追念先祖，或美刺时政，或吟咏性情，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

夏商文学开始了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的嬗变。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巫觋在商代具有重要的地位，远比在周代的地位高。他们理所当然地也是文学的创造者。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观堂集林》卷十)贯通夏商文化的不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最主要的是贯穿于这些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以原始宗教为主的。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学是与此时的原始宗教紧密联系的。

易卦爻辞

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可以相信，夏商时代已有较为完整的诗歌出现。如《楚辞》中一再提及的夏启时的《九歌》，当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歌谣。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九歌》是夏启得自于“天”的，可以想见，古《九歌》与夏时的祭天活动有关，它应该是祭祀歌谣。商代的诗歌如《诗经·商颂》五篇，是自商流传至周的，这些诗歌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的。它们在述功和颂圣方面，很近于周之二《雅》，有较高的表现技巧。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这些卦爻辞多采用谣谚的形式，若舍去其中的“占断辞”，便是简短古朴的诗歌。诗歌内容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错落，灵活多样，显示了在国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的特点。

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时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两篇，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这种地理观念夏人不可能有，可以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记载夏启伐有扈事，文字简质，文义简单亦是后人所追记。商代出现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为《商书》。其中《盘庚》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商书》中另外四篇经过后人的润饰，已不是本来面貌。这些文章说明，巫史在政治、历史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中国已发现的可以辨识的古代文字资料里，殷墟甲骨卜辞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从这批资料来看，当时汉字已经成熟，书面语言的应用也已达到一定水平。较长的卜辞，一条有90余字，例如《殷墟书契菁华》第三、第五页所著录的刻在一块大牛胛骨正反面上的一条癸未日卜辞，补足缺文后有93字。在甲骨上偶尔还能看到篇幅更长的非卜辞的记载。

甲骨卜辞

例如在殷墟发现的一块残骨版上，刻有关于某次战争战绩的记事残文(《殷墟卜辞综述》图版16，甲骨学者或称为“小臣墙刻辞”)。据现存文字推算，原文的字数当超过100字。甲骨卜辞的语言，一般很精练。例如有一条卜辞说：“辛未卜争贞(‘争’是管贞卜的人的名字)：妇好其比伐巴方，王自东探伐，戎(陷)于妇好立(位)?”(《殷墟文字乙编》)，意思是：让妇好和某某一起去征伐巴方，而王则亲自从东方深入进击巴方，敌人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吗?这20个字所包含的意思相当丰富，而且表达得颇为清楚。

甲骨卜辞在商代并不是主要的文字记录，当时已经有用竹木简编成的典册，只是没有能保存下来，所以商代人在使用书面语言方面实际上已经达到的水平，无论在文字的篇幅上，或是在记叙事实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技巧上，无疑都会高于甲骨卜辞的水平。

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铭者，自名也”(《礼记洠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或是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

铜器

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超过40字的有我鼎(《三代吉金文存》4㈠1)、四祀邲其卣(《商周金文录遗》275)、小子卣(《三代》1342)。

商代至春秋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内容多记奴隶主贵族的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和盟誓契约等。简单的仅以一二字标出奴隶主或其氏族的名称。商代铜器铭文较短，西周后常有长篇铭文。现存最长的铭文，见于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计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战国时期的铭文，大多是刻成的，内容以记载作器工名、器物所有者和使用地点为主。字体，商代近似甲骨文，西周前期风格雄健，中后期趋向规整。春秋战国时期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鸟篆等艺术字体，列国文字也不统一。秦代统一文字，结束了字体不统一的局面。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在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当时汉字发展的珍贵资料。

夏商文学的代表作品包括夏商时代的远古歌谣、神话传说和记录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上的一些韵文。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当推《尚书》。

《尚书》

《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典》等记载了尧、舜、禹等人的传说，是后人的追述，不是当时人的记录。《商书·盘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中国记言文之祖。《盘庚》记录了盘庚要迁都于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对，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古朴艰涩，语言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比喻生动贴切，至今仍活在人们的语言中。

《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告诫成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训令，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周书》的《金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向先王祷告，愿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后成王嗣位，周公摄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公，并煽动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兵平定叛乱，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居。于是“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为功，代武王之说。”成王大为感动，亲自迎接周公回朝。这些情节颇曲折而具传奇色彩。《顾命》写成王之死，康王之立，事件的过程和宏大的场面铺叙得很清楚。

《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