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中以魏国进行变法为最早，开始于魏文侯时。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出身于小贵族的士参与政治，标志着世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所替代。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时参加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

　　李悝曾兼采各国成文法而作《法经》。《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盗篇”中规定大盗要戍边为守卒，重者则处以死刑。甚至还禁止道路拾遗，李悝说拾遗是有“盗心”的表现，犯者要受朋刑，可见对私有制的保护是无微不至。“贼”指伤人、杀人，“杀人者诛”，其家属没入于官。“盗”、“贼”两篇都是对地主生命、财产如何保护的具体条文。李悝认为它最重要，所以列于《法经》之首。《法经》中规定一人越城者诛，“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以上要处死。这些规定显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对于盗窃符、玺者要处重刑，又禁止人民议论法令，违者要处死。这些条文都是为了保护王权和加强专制主义。

　　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即要农民加强劳动强度，以增加国库收入。李悝又作“平籴法”，即在丰年时向农民多征粮食以作为储备，供荒年时调剂之用，农民便不致因饥馑而破产、流散。这样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保证封建国家不失去大量的劳动人手。李悝这些措施，“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楚在悼王时，魏吴起奔楚，悼王用吴起进行变法。当时楚“大臣太重”、“封君大众”，吴起的改革便先从摧毁强大的封建领主势力入手，他下令：“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另外又“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命令这些贵族迁徒到边远旷虚之地。封建领主被铲除之后，国家收入增多了，吴起便用这笔钱来养兵。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丧所。楚肃王即位，便以伤害悼王尸体的罪名惩冶了旧贵族，“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封建领主的势力遭到很大的削弱。

　　齐威王时，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给”，阿大夫治阿，则“田野不辟，民贫苦”。威王诛阿大夫而重赏即墨大夫，“齐国大治”。威王用邹忌为相，邹忌也注意“谨修法律而督好吏”。由于齐国和三晋一样地实行君主集权和法治，到威王末年，“齐最强于诸侯”。

　　韩昭侯时，“申不害学术以干昭侯”，昭侯用申不害为相。申不害的“术”是要求君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即君主应有一套控御臣下的办法。史称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

　　秦商鞅变法 秦在战国初年，社会经济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408年“初租禾”，即从力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表明商业交换也正在活跃起来。秦的这种发展，比起关东各国仍要落后一步，主要原因是封建领主势力十分强大。秦孝公时，秦国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受到楚、魏两国的侵迫。秦在外交上地位颇低，不能参与中原各国之盟会，各国都以“夷狄遇之”。秦孝公在内外压力下，迫切地要求变法图强。

　　卫人公孙鞅，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事。公叔痤死，鞅听说秦正下令求贤，于是离魏而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便用他进行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故又号为商鞅。

　　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统治者通过残酷的连坐法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凡民有二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把大家庭拆散为小家庭，无非使农民能更多的提供租税和力役。对于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或租税；不努力耕作，和弃本逐末者，全家都要被罚为奴隶。又鼓励人民立军功，有功者可得爵，私斗者则要受罚，宗室无军功者，便不能取得贵族身份，新的军功贵族按爵位高低来决定他们占有田宅、奴隶的多少和服装的等次。

　　商鞅的新法令和旧贵族的利益是有抵触的。新法实行了一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当时太子也违法，商鞅严惩太子的师傅以做众，从此无人敢公开反对。实行几年之后，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禁止家人“同室内息”，为使父子、男女有别，“平斗桶、权衡、丈尺”，即统一度量衡制。将全国的小都、乡、邑集合成四十一县，县置令、丞，旧贵族的封邑遭到彻底的破坏。又下令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权，为地主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

　　秦经过变法，成为新型的地主政权，国家开始富强。对外方面首先是向魏进攻。公元前354年，夺取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兵围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40年，商鞅又虏魏将公子印而战胜魏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王即位，商鞅被杀，但变法的成果仍沿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

　　官制和兵制 各国经过变法后，在国君之下有一套受它控御的官僚机构，确立起君主集权制。战国时是“量能而授官”，即官吏由国君任免，完全改变了春秋时世族垄断宫职的局面。战国时也起用平民作官，如申不害、蔺相如都是出身低微，不过普遍的情况仍是由宗室、同姓或大族担任要职，如齐国的诸田，楚的屈、昭、景三家。

　　官僚机构中地位最高者为相，当时称为“相邦”或“丞相”、“宰相”，独楚国称为令尹。相是国君的助手，《荀子》说相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之“百事”，和春秋时执政有相似之处，所不同者相一般不率兵出外作战。相下面的重要官吏有司徒、司空、司寇、尉、御史等。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俸禄，以代替过去的采邑。高官的俸禄在三百石以上，有“食禄千锺”或三千锺、万锺者。百石、五十石是小官之俸，最低者有所谓“斗食”者。各国宗室受封者不少，如 齐的靖郭君、孟尝君，魏的信陵君和赵的平原君。大臣立大功者也受封，如赵封廉颇为信平君，燕封乐毅为昌国君，秦的魏冉、范雎都封侯。不过战国的封君在封邑中无统治权，且不能长期世袭，仅是食租税若干户而已。

　　战国时大小官吏都靠玺来行使其权力。玺是国君发给的，可随时“夺玺”或“收玺”，国君掌握了玺，也即掌握了对官吏的任免权。国君还通过“上计”来对官吏进行考核。“上计”是官吏将一年应收赋税数，分别书写在两片木券上，一片交国君，年终时国君以券来确定官吏的成绩。《韩非子》中关于县令在“上计”时被国君收玺免官的例子颇多。《荀子》说相“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则对于相这样的高官也不例外。

　　领主封邑被废除后，各国都开始在地方上设立属于中央管辖的县，县下面又有乡、里之类的组织。《战国策》用“百县”来表示魏国设县之多。秦商鞅变法后，全国设立了四十一县。各国在边远地区，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又设郡以统县。魏有上郡，楚有汉中郡、黔中郡、巫郡，赵有云中、雁门等郡。郡的大小不一，如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的代郡和燕的上谷郡备有三十六县。郡设有守，守既管地方行政，又管军队和防守。县设有令，令下面还有御史、丞、尉，此外还有管理市的官吏。乡、里中设“里正”、“伍老”等直接统治农民的小吏。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

　　战国时各国都实行征兵制。战争发生，凡属适龄的男子都有可能被征调去作战。此外也还有相当数量装备较好的常备兵，并受过一定的训练，当时称为“练卒”或“练士”。

　　兵权操于国君之手，作战时由国君任命将帅。国君通过虎符来调动军队。虎符是铜铸的，分左右二符，有子母口可扣合起来。

　　右符在王所，左符归将领，将领如无王符就不能发兵。根据秦《新郪虎符》铭文记载：地方上发兵超过五十人，就必须有王符。可见国君对军队控制异常的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