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正史中的诸葛亮

历史真相——正史中的诸葛亮


	首先，说说诸葛亮的出山和他的地位巩固过程。三顾茅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可是《魏略》和《九州春秋》上记载的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的故事，知道的人却很少了。书上说：“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后来刘备自顾自编帽子，被诸葛亮谏阻，才注意到这个年青人——这一情节，稍加改编，也添加进《三国演义》中去。　　当时荆州出名的读书人很多，刘备因为徐庶的话，就去求见在荆州士人中名声并不很响亮的诸葛亮，可能性不大，除非是基于以下两种考虑：一，有名的读书人都被刘表搜刮光了，刘备只好去找二流名人；二，刘备是想仿效“千金买马骨”的故事，通过走访一个年青人，来提高自己爱才的名声。　　总之，不管刘备因为什么原因去亲自登门找的诸葛亮，既然正史上采用了这种说法，就姑且相信吧。但是后面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隆中对》。《隆中对》素来被认为是极其高明的战略方针，但是仔细研究之下，就可以发现它具有两个很大的缺陷。一是“联吴”和“据荆”的矛盾（孙吴也想要荆州很久了，两条狗都盯着同一块骨头，怎么会不撕咬？不过，这个问题与主题无关，姑且不谈），二是怎样取得荆州的问题。就第二个问题来看，诸葛亮这篇《隆中对》如果是献给刘表的还情有可原。刘备当时只有小小一个新野，他怎样才能拿到荆州？诸葛亮再聪明，也不是邪教妖人，他不会知道刘表什么时候死，不会知道曹操什么时候南下，更不会知道刘琮那么简单就投降。没有这第一步的实行方法，《隆中对》就是一纸空文，它也许仍旧是很好的战略方针，但是大而无用，不会吸引当时连屁股也坐不稳的刘备。　　因此，有人估计，《隆中对》的基本策略，其实刘备早就明白，他不过看看这个小年青思路是不是和自己一样，既然大致相同，也就不管细节了，先聘出山再说。还有人认为，所谓《隆中对》，不过是诸葛亮和刘备长时间谈话中的一些片段，连缀起来而已，本身并不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对策。　　先放下《隆中对》不提，诸葛亮总算出山了。可是他出山没所久，曹军南下，就把刘备打得惨兮兮地向东逃跑。演义中大篇幅渲染的“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其实在正史中，根本一笔都没有记载。诸葛亮出山以后的第一份功劳，其实是过江东，说孙权，联合抗曹。赤壁之战以后，“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其间的借东风、伏华容、收四郡本来就子虚乌有，而且直到这个时候，诸葛亮也主要负责内政和外交工作，根本没有上过一线去打仗。　　诸葛亮第一次上阵，是在刘备攻打四川的时候，兵困葭萌，庞统战死，没有办法，才召“（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四川平定，“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诸葛）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仍然是文职人员。说诸葛亮用兵如神，起码在刘备生前是看不到的——刘备很少让诸葛亮带兵，并且，似乎也不是很信任他。　前人早就论证过，刘备手下有三大集团：原从（原来就跟从）集团，代表人物是关、张、赵、黄、魏（魏延不是降将，顺带澄清一下）；荆州集团，代表人物是庞统、诸葛亮、马良；四川集团，代表人物是法正、黄权、刘巴、李严。而刘备最信任原从集团（都是老哥儿们嘛，可以理解），第二是四川集团，对于荆州集团就要差很多——尤其在老兄弟关羽死在荆州以后。后来法正成为刘备手下第一大红人，“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他爱报私怨，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进言，管管法正，诸葛亮却不敢，回答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诸葛亮当时的地位并不是刘备下面的第一把交椅，起码法正还压在他上面。　　公元222年，刘备东征，被陆逊在夷陵打得大败，凄凄惨惨逃回白帝城。当他东进前，无数大臣都上表劝阻，只有一向主张孙刘联合的诸葛亮一言不发。有人认为，诸葛亮是同意刘备这次冒险举动的，也有人认为，诸葛亮明知道说了也没用，就来个闷声大发财。等到刘备败回，诸葛亮才仰天长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可见，其实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并不象演义中说的那么重要，所谓“如鱼得水”，只是刘备笼络臣下的一句门面话而已。　　到刘备临终时，他心目中比诸葛亮更加重要的臣子，如关羽、张飞、庞统、法正、黄权等，死的死，走的走，他才“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实际上让诸葛亮负责民政，而让李严负责军事。“建兴元年，封（诸葛）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诸葛）亮。”至于诸葛亮军政大权一把抓，那又是以后的事情了。　　讲了那么多，究竟要说明些什么问题呢？我们要说明的是，诸葛亮并不是演义中所描写的“上知天文，下懂地理”的军政两道奇才，而且也不是一出山就成为刘备心腹第一重臣的。要说他最大的才能所在，大概是在政治斗争方面，这就必须要从三大集团的互相倾轧谈起…… 　　刘备手下，最受信任的当然是原从集团，其中，关羽于219年兵败被孙权擒斩，张飞在221年被部将张达、范强所杀，麋竺因为兄弟麋芳投降东吴而“惭恚发病”死去，孙乾在刘备入蜀后不久就OVER了，简雍卒年，史所不载，但也没有他在刘禅朝廷中的任何事迹，估计死在刘备之先。原从集团所剩到诸葛亮时代的，大概只有资格较嫩的赵云和魏延了。　　刘备第二信任的，是四川集团，其中，法正死于220年，黄权在刘备大败夷陵后，被迫北降曹魏，许靖和刘巴都死于222年。有分量的只剩下一个生在南阳，但于川中归备的李严了。　这也就是说，刘备死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禅即位，改年号为建兴，当此时也，原从集团已经没落，四川集团有权有势的也只剩下一个李严了。而诸葛亮处心积虑地终于搞掉了李严，才得以总揽朝政。　　史载，李严又名李平，刘备病亡，“（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为辅政大臣，后又屡次升迁，名爵亚于诸葛亮。但是，在刘禅登基以后，李严的官爵虽然上升，却逐渐丧失第一军事首脑的实际地位。先是诸葛亮亲自统兵南征，根本架空他那个军事统帅，继而李严从永安移屯江州，再以抵御曹真南侵之名兵赴汉中，日益接近诸葛亮控制的中枢政权。等到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更干脆夺其兵柄，只让他押运粮草。蜀道难行，粮草往往不能提前到位，连诸葛亮自己也“每患粮草不继，使己志不申”，现在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李严了，李严不出岔子才怪——而且，如果有人正在找你的岔子，想逃可也逃不掉啊！　　关于李严之被贬，史书上说：“（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乍一看，李严（平）确是罪有应得，粮草押不到前线也就算了，干嘛要骗人呢？干嘛要献谗言召诸葛亮回兵呢？但仔细想想，却感觉疑点甚多——李严何如人也？以一蜀中降将而为刘备重用，使为托孤重臣，诸葛亮也说他“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不管其人心术如何，起码才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耍出如此拙劣的把戏来呢？正当诸葛亮秉政，后主尸位之际，而能不顾自己亲笔书信还攥在别人手里，就两面大编瞎话，这种所谓“阴谋”，白痴也不会相信！　总之，李严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诸葛亮变成了蜀汉第一重臣，往好了比是霍光，往坏了比是吕不韦（其实也算不错，没拿他比曹操、王莽，因为他终究有擅权之势，没有逼宫之实）。李严品德不好，也许诸葛亮干掉他是正义之举，但使用那种阴谋诡计，终非君子之所为——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政治上，本就没有十足的君子，否则肯定活不下去，千万别把诸葛亮当圣人。圣人只有孔子，所以那老家伙根本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　　继续，随着诸葛亮的权力稳固，原从集团和四川集团彻底退居二线，荆州帮权倾朝野。总有人赞扬诸葛亮用人唯贤，那么就让咱们先来看看那些“贤”的出身吧——诸葛亮所亲近并一手扶植起来的年轻一代，不外乎继其执政的蒋琬、费祎、姜维，亲如父子的马谡，临终托付以后事的杨仪，以及《出师表》推荐于后主的董允、郭攸之、向宠等。这些人，除姜维是关西降将外，蒋琬零陵人，费祎江夏人，马谡、杨仪、向宠襄阳人，董允、郭攸之南郡人——而零陵、江夏、襄阳、南郡，在汉末同隶属于荆州刺史部，也即他们全都是荆州人，诸葛亮的老乡。原从集团不说了，四川集团名臣济济，又在本乡本土，要说他们的子弟毫无可用者，只好从已经被孙权占领了家乡的荆州人里头挑英才，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因此，诸葛亮之用人，并非或者起码并非全部的唯才唯贤，而是以集团利益为其基础的。他的政治斗争能力一流，是勿庸置疑的。　　都说诸葛亮是大政治家，如果这个所谓的“政治”，是指政治斗争的话，我们无话可说，可要说主要指民政的话，恐怕孔明戴不上这顶高帽子。诸葛亮的运补能力不错，当他作为地方民政长官的时候，总是能给前方“足食足兵”，大有萧何遗风。可是这运补能力的背后，是靠合理地统筹安排，以及鼓励生产，还是靠的拼命搜刮，可就谁也不知道了。　　诸葛亮终于爬上第一高位，当了整个蜀汉的家，收到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上，《隆中对》里提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可是被暴发户刘备一入成都，大赏军功，搞到国库空虚，虽然后来根据刘巴的建议，发放大钱，平准物价，可那只能是权益之计，长久实行，反而象饮鸩止渴一般。政治上，蜀法严苛，据说刚一出台，“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后人解释说，是治乱要用重典。可是诸葛亮治理蜀汉十二年，这些政策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经济上搞到只靠向东吴出口蜀锦来维持，他自己也说“益州疲弊”；政治上一味高压，人才雕零，学术萎缩，连本史书也没有留下——害得身为蜀人的陈寿，苦于得不到足够的史料，竟然写作《蜀书》，是《三国志》中最薄的一卷。一味秉持旧法，毫不应时改变，诸葛亮能算大政治家吗？　也许，诸葛亮故意维持这种“战时格局”，是为了积聚力量，等北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再加以改变的。可是一则最终北伐也没有成功，他就算有这个心，也成了梦幻泡影；二来讲论历史不能靠猜测，没有体现出来的东西就不能说它有，诸葛亮就算把他的长远计划天花乱坠写将出来，也多空想的成分，没有实行，谁也不能说肯定成功，从而给他戴上大政治家的高帽子。　　后主建兴三年春（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据说因为运用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资治通鉴》还说：“终亮之世，夷不复反”。这历来都被作为诸葛亮治政和用兵高明的一大佐证。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史书，虽然大多数作者的治史态度都比较端正，不会瞎加篡改，但是“华夷之别”的封建观念都是很浓厚的。他们根本不把少数民族当人看，觉得中央政权不把他们屠杀干净，就已经很算是善政了。因此，对于诸葛亮征南中，有过多的溢美之词，是可以肯定的。　　南中地区，生产力低下，而诸葛亮才平定它，就“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究竟有没有搜刮之实呢？而且夷人真的“不复反”吗？《三国志》记载名臣李恢的事迹：“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这肯定是有大肆搜刮的就不用说啦，查李恢卒于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而诸葛亮则死于建兴十二年，所以这次叛乱，应该是在诸葛亮生前发生的。　　还有张嶷的事迹中也提到：“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以上两证，可以说明，所谓“夷不复反”，完全是虚构的。现在西南地方部分少数民族，还有“孟获七擒七纵诸葛亮，亮不敢再南侵”的传说存在，可见西南夷实际上对孔明的印象是怎样的。　　谈完了政治，咱们再来讲军事。首先先要确定，演义上所谓的“六出祁山”及其过程，十成里有九成是虚构的。从建兴六年到十二年，短短七年间，诸葛亮四次亲统大军北伐。第一次确实出的祁山，因为被张郃击破街亭，“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当年冬天，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诸葛）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诸葛）亮，（诸葛）亮与战，破之，斩（王）双”。第二年，遣陈式偏师攻武都、阴平，郭淮来拒，“（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还，遂平二郡”，属于策应进兵，不计在内。建兴八年，魏遣曹真等攻汉中，“（诸葛）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曹）真等皆还”，属于防御战，而且接触规模很小，也不能算。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兵，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算是撤退时候最辉煌的胜利了。最后是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出斜谷，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水南岸，最终病死五丈原。史书上就是这样记载诸葛亮北伐的，他屡屡进兵，不仅未能成功，甚至可以说寸土未得。说诸葛亮是大军事家——完全没有成功的例证，怎么证明他军事能力强？何况仔细分析他的用兵，平庸之处，每每毕见。台湾军事史家李震先生说得好：“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 　　就以第一次北伐为例。此次北伐，可以说是时机选择得最好的，曹魏以为刘备完蛋以后，蜀中就无人了，根本没有防备，结果被一棒子打懵。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诸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叛魏应（诸葛）亮，关中响震”，形势一派大好。因此后人评价说，“若（诸葛）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所有也”。可惜，诸葛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诸葛）亮无尺寸之功”。诸葛亮行军力求其稳，不肯疾趋，昔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遂于当阳长坂大败刘备，利有必趋者也；而亮计不及此，死抱住“必蹶上将军”的古训，其与赵括相差几希？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诸葛亮治蜀，不能富国而妄求强兵，其何异于缘木求鱼？况其用兵又实在平庸。南宋陈亮等书生称“孔明以步卒十余万，西行千里，行行然，求与之战，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彼岂孔明敌哉”，认为蜀军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这是诸葛亮善兵的明证。其实战争的成败要依据战略目标是否达成来作判断，诸葛亮的目标是西据陇右，进图中原，他达到目的了吗？他能算掌握了主动吗？一出祁山，张郃直击其必救——街亭，大破马谡，他前功尽弃；二出祁山，曹真料其必出陈仓，使郝昭守之，以逸待劳，又大挫诸葛亮的锋锐；三出、四出，司马懿以坚守之策，教其粮尽自退。由始至终，诸葛亮竭尽心力，却寸步难行；魏劳战之卒少，却收防御战之全功。实际上战争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魏军手里，是以蜀因战益弱，魏被兵不伤，终于有二士灭蜀之役。因此，魏人称“（诸葛）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虽语带讥讽，细思却也不无道理。

谭安国大人说道.